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罗伯特·E·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二人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基础。长久以来，宏观分析习惯于盯着 GDP、通胀、失业率等总量数字，而本届诺奖得主的研究核心启示恰是：读懂宏观，先要 “识人”—— 经济周期的起落，根源藏在家庭、劳动者与企业一个个微观主体的前瞻决策之中。

罗伯特·E·霍尔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Robert and Carole McNeil Joint Hoover高级研究员、经济学系教授，在消费理论、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波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迈克尔·伍德福德是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以对货币政策理论的奠基性贡献享誉学界。在2005年6月1日，他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2003年出版的专著《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被视为当代货币经济学的里程碑。

一、宏观经济学为什么需要重新理解家庭与企业？

自凯恩斯近一个世纪前提出其理论以来，稳定政策一直是应对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冲击暴露了传统宏观分析的局限。面对能源价格上涨，经济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同时出现，过去用于解释经济波动的部分统计关系不再稳定。问题不仅在于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还在于经济主体会对政策变化做出反应。西方经历了低增长、高失业和高通胀的十年，许多人认为稳定政策弊大于利。

问题出在模型本身。传统宏观模型建立在通货膨胀、产出、消费等总量变量之间的统计联系之上，缺少家庭与企业个体决策的底层逻辑。卢卡斯在1976年的经典研究中指出，如果经济政策改变了人们的决策规则，那么依据过去统计关系估计的政策效果就未必适用于新的政策环境。这一批评推动宏观经济学发生重要转向：宏观模型不能只描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历史关系，还需要解释这些关系为什么产生。

霍尔与伍德福德所完成的，正是一场范式革新：他们把模型建立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家庭和企业在作出储蓄或定价决策时具有前瞻性，当政府与央行沟通政策计划时，便能影响这种对未来的看法。两人的问题意识一脉相承，切入点各有侧重：霍尔从消费与劳动市场入手，寻找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微观基础；伍德福德则把家庭跨期选择、企业定价与利率规则整合进统一框架。

二、霍尔的理论贡献：收入预期、消费决策与就业波动

01 随机游走假说：把理性预期引入消费函数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对于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解释，即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函数关系。这一理论是基于消费者行为的假设基础之上，强调当期收入的绝对水平对于当期消费水平的重要作用，因此也被称之为绝对收入假说。但库兹涅茨的研究显示，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基本不变。为此经济学家将预期收入引入消费函数，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成为两个经典模型；但二者都把长期收入刻画为确定性、可预期的因素，但现实的经验事实却是：未来收入是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由此，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预期收入对于消费函数的分析。霍尔是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

霍尔在消费理论领域的核心贡献，是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函数分析。他在整合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构建了随机游走假说。该理论认为，依据生命周期 - 持久收入框架，消费者会评估自身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并以此安排当期消费。例如青年时期预期未来收入持续上涨，便愿意适度借贷消费；临近退休，预期收入下滑，则主动缩减开支、增加储蓄。霍尔的跨期最优消费模型证明，在理性预期假设下，消费者最优选择所形成的消费路径呈现随机游走特征。

据此，随机游走假说得出重要推论：政策对消费的拉动效应，本质取决于政策能否改变居民对持久收入的预期。若持久收入预期维持不变，消费可近似视作外生变量；只有税收调整等政策带来超出市场原有预判的新信息，改变持久收入预期，才会影响居民消费。霍尔这一将收入从消费函数中内生性剥离的建模思路具有开创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宏观经济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02 就业波动：企业招聘行为驱动周期变化

霍尔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重点解释外部冲击向宏观波动传导的内在机制，其分析建立在搜寻匹配模型基础之上。核心结论指出：劳动力市场的大幅波动，主要并非源于劳动者离职行为的变化，而是企业招聘意愿的变动。

在《就业波动与均衡的工资粘性》中，霍尔基于美国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招聘数据对比发现：经济繁荣阶段，岗位空缺充足，企业招聘积极性高，失业群体再就业概率更高，失业率维持低位；经济衰退阶段，岗位供给收缩，企业招聘意愿低迷，失业者再就业难度显著上升。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时，失业率快速抬升，但在经济复苏阶段，失业率回落进程相对缓慢。受劳动力市场各类现实约束（如工资向下调整阻力），工资存在粘性，这使得小幅外部冲击，最终放大为就业层面的显著波动。

霍尔进一步分析工资粘性如何在劳资薪酬协商中发挥作用。工资谈判的结果直接决定企业利润，企业对盈利前景的判断，将影响招聘预算投入，最终带动失业率变动。例如，当行业生产效率下滑，产品盈利变薄，但受谈判约定、用工惯例约束，员工薪资很难同步大幅下调。企业的利润压力被放大，新增一名员工带来的收益减少，企业便会缩减招聘投放、减少岗位，劳动力市场随之转冷，失业率走高。在这一博弈框架下，利润、招聘规模与就业水平会随生产效率周期性起伏。霍尔模型揭示：薪酬协商机制是形成工资粘性的重要原因，也是就业波动的关键推手。

三、伍德福德的理论贡献：企业定价、利率决策与政策承诺

01 确立一种模型：三方程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伍德福德在经典著作《利息与价格》中，在新凯恩斯 DSGE 框架下，搭建起影响深远的三方程新凯恩斯模型。

模型由三组核心方程构成：

（1）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假设每一期仅有部分企业可以调整产品定价，把企业调价这一微观选择融入通胀变化分析；

（2）欧拉方程：从家庭跨期最优消费决策推导得出；

（3）泰勒型货币政策反馈规则。

早期新凯恩斯模型还包含货币供给、货币需求方程，伍德福德的框架与之有两点关键差异。

第一，该模型直接以名义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而非货币供应量，利率不再由货币供求内生决定。他厘清学界旧有争议：只要政策满足泰勒原则，直接调控名义利率并不会引发价格水平不确定。

第二，对货币职能重新界定：在 “无现金经济” 假设下，货币仅作为记账单位，不作为交易媒介，可作为现实货币经济的简化近似。

该模型思想隐含着央行将直接调整政策利率来调节总需求，而不是通过控制投放多少货币，这也是当前全球主流央行的实操思路。

02 确定一个概念：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最早由维克塞尔在 1898 年《利息与价格》中提出，后续虽被多位学者引用，却长期淡出主流研究。伍德福德重新复兴并系统化定义这一概念：自然利率，是假设所有商品价格可以自由灵活调整时，经济对应的均衡实际利率，这一概念深刻重塑了美联储等央行的分析框架。

近些年自然利率研究热度很高，源于两大现实背景：一是金融危机后多国政策利率触及零下限，难以应对自然利率短暂转负的局面；二是长期停滞议题受到广泛讨论，市场开始关注自然利率永久为负的可能性（伍德福德原著中仅简要提及自然利率短期为负的情形）。

伍德福德系统论证了自然利率在通胀动态中的作用。在三方程模型中，通胀、产出缺口，都由当期以及市场预期未来的利率缺口（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之差）决定。即便在模型中加入消费习惯、资本积累等复杂设定，这一核心结论依旧成立。伍德福德提出，央行稳定通胀的核心任务，就是跟踪并匹配自然利率的变动。

03 统一相关文献：以效用为基础的福利评价准则

伍德福德另一重要贡献，是建立一套基于居民效用的福利评判标准，打通了此前两条相互割裂的货币政策研究脉络：一类研究理论根基扎实，但假设价格完全灵活，不符合现实；另一类考虑工资、价格粘性，福利评判却依靠人为设定的简易指标。伍德福德在垄断竞争、名义价格摩擦的框架下推导出统一的福利准则。正如学者卡尔·沃尔评价：伍德福德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将货币政策分析与福利经济学融为一体。

04 提供一种方法：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方法

《利息与价格》的核心目标，是为央行提供一套系统性政策分析框架。伍德福德强调，央行应当公开承诺遵循稳定的政策规则。市场主体的消费、定价决策高度依赖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如果央行相机抉择、灵活临时调整政策，会产生稳定化偏差，政策效果弱于预先承诺的最优政策。根源在于相机抉择不具备历史依赖性：最优政策要求，即便外部冲击消退之后，央行仍要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对冲击做出反应。

以成本推动冲击为例便于理解：假设一次性短期成本冲击推高物价，如果央行相机抉择，当期通胀上涨幅度会更大，冲击消失后，通胀、产出会立刻回归目标；而预先承诺的最优政策，会在冲击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继续维持偏低通胀。这套承诺能够引导市场形成未来低通胀预期，从而在抑制当期通胀时，不必付出大幅压缩产出的高昂代价。

但完整的最优状态依存政策在现实中很难落地，伍德福德因此提出将最优政策简化为反馈规则，并设定四条设计原则：保障均衡唯一；规则直接锚定政策目标变量；规则具备时间不变性；参数系数不随冲击类型改变。

四、从微观决策到宏观稳定——两位学者的共同贡献与理论局限

01 共同贡献

霍尔通过消费决策、工资刚性与劳动市场研究，深化了对微观行为及经济波动机制的理解；伍德福德则将消费者的跨期决策、企业定价与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整合进系统的宏观模型。两人的研究共同推动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基础的发展。

两人在方法论上也一脉相承：都注重继承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开创性发展。与持有理性预期思想的经济学家排斥凯恩斯理论的态度不同，霍尔肯定需求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也肯定政府调节需求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缓和作用。伍德福德则在维克塞尔、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传统之上，把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偏离确立为关键政策目标。

02 从理论到现实，宏观稳定还有哪些难题？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建立微观基础并不意味着经济波动已经得到充分解释。霍尔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挑战：由于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相当比例的家庭无法以未来收入作抵押借贷，消费对暂时性收入过度敏感，随机游走假说在经验检验中被广泛拒绝。伍德福德的框架也存在边界：《利息与价格》始终假定“完全金融市场”，这使书中缺乏商业银行与金融中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信贷约束和金融市场摩擦可能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新冠疫情及其后的供应链扰动又说明，经济冲击不仅可能来自总需求，也可能源于生产中断、运输瓶颈和供给能力下降。近年的通胀变化进一步提出了困难：当负面供给冲击同时推高物价、压低产出时，稳定通胀与稳定经济活动之间可能存在更加复杂的权衡；此后他加入金融中介与信贷摩擦，使金融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新目标。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所言：“获奖者的研究为如今全球各国央行与政府使用的模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借助这些模型，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各类经济冲击，例如能源危机，或是居民消费意愿的突发变化。”霍尔和伍德福德帮助经济学家在微观行为与宏观波动之间建立了更坚实的联系，也让宏观稳定政策重新获得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微观基础并不保证模型永远正确，现实经济也总会产生理论尚未充分考虑的新机制。这既是霍尔和伍德福德研究留下的重要学术遗产，也是当代宏观经济学仍在继续探索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