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建设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而过去地方市场之间的分割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过去的市场分割可能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各个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划地为牢，财政设租收益利小但是弊大，各个地方在过去那样一种大而全、小而全的背景下导致产业结构出现了雷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各地产业结构完全一样，就没有办法发挥出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讲，中国至少在秦代就能够做到中原大国的统一，欧洲到今天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四分五裂，和我们很多因素有关，其中就和当时黄河流域的治理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我们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数字经济发展的元宇宙时代，大家都处在平行世界。以前人民大学没有围墙，到人民大学听报告都是常来常往；现在暂时的疫情把大家分隔了，但今天上午的直播在线观看人数已经有几十万人，这就受益于信息技术建设，同时也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密切相关。我国产业结构过去经历了“一、二、三”格局、“二、三、一”格局的变迁，目前第三产业（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占GDP比重超过了50%。以前我在调研时，税务局的同志说，水泥企业是有运输半径的，超过这个半径后企业就没有利润了；但现在随着数字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这种半径约束已经被突破了。再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品牌，包括娃哈哈、农夫山泉等，只要授权进行标准管理就可以做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生产销售。市场范围扩大之后，各种品牌同台竞技，可以发挥好各自的比较优势，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而不同”。如果说上古时代治理黄河是推动全国统一的重要因素，那么今天要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基础是财税体制。现在随着电商和平台经济的发展，经济已经全国化甚至全球化了，如果财政再跟不上经济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们就要做很大的反思了。

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大市场呢？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说到，中国已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同时，2019年人均GDP已经历史性地超过1万美金。作为一个大的市场，不管是今年还是去年，从社会零售总额方面对比和美国还有差距，我们不能说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虽然总量不是第一，但我们产品的种类繁多、数量繁杂，在很多单品上已经是全球第一了。例如，2020年至今，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规模的占比一直稳居半壁江山以上，增速也远远超过北美和欧洲。所以，在全球拥有这样的市场规模，我们是当得起“大市场”的。

在这种“大市场”背景下，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随之进行调整。现在虽然我国税务部门还叫做税务局，但是早在2018年时就推进了国地税合并改革，同时把一些非税收入划归到税务局征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IRS——国内收入署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之所以做这样的统一，是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和信息技术不断推动之下的大市场建设。这样一种改革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为纳税人和缴费人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当然在建设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和很多障碍。去年把土地出让金也划归到税务部门征收，我们在一些地方调研中，地方的同志说他们现在征收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是“比翼齐飞”了，因为土地出让金的规模数量是庞大的，这对于贯彻好“房住不炒”也有釜底抽薪的重要意义。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刚才各位专家谈得比较多，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提高认识，同时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也离不开居民部门的支持。

老百姓对于现在财税体制构建过程中，尤其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关注度比较高，他们也有一些因地制宜的要求。比如，在费用减除标准上，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是不是应该比欠发达城市制定更高的费用减除标准呢？但如果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国统一流动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认识。所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推动，也离不开居民部门的支持，对于财税部门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刚才各位老师谈到了，这个问题很难，一方面在推动主要财政支出和GDP、财政收入增速进行脱钩，加强财政支出资源的统筹。另一方面，也在试图规范税收优惠，当然在规范税收优惠的过程中，清理地方性税收洼地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即使是非税收入的规范征收，也不是划归到税务部门征收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很多非税收入的部门规章、地方利益里边也是错综复杂的。我们认为税收收入要法定，推进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但在地方执行过程中，仍然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认识，在非税收入规范征收过程中，它的问题表现得就更为突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也是在推进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推进现代统一大市场的完善。

此外，药品集中采购，就是在这种老龄化背景下降低了国家和患者的医疗负担。但是也有人问企业合理利润怎么保障？我认为，企业合理利润是通过体制优势、市场优势，企业研发之后就有了一个大市场，一单位药剂利润可能很微薄，但因为量大可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这种体制优势，实现了国家、患者、药企之间的三方共赢。所以，财政治理还是很重要的指挥棒。

但是在处理财政税收深层次问题或新问题时，还是任重道远的。一方面，营改增已经完成了从过去的VAT到GST改革，不管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服务，现在征收的都是增值税。但消费税作为增值税搭配使用的税种，5种14类还是对有形的商品征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适时推进消费税从商品税向商品服务税改革。再谈到平台经济的发展，我们看一些电商经营在一个县、一个区或一个市，当地税务部门对他进行征管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他只要稍加征管就能完成当地的税收任务。但是电商平台市场的辐射已经全国化，甚至全球化了，造成了税源和税负之间的背离。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在税收征管体制上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做到条块结合。

过去说管户是不好的，管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改革趋势。但是，对于一些大型的平台企业，它已经达到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的管理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税收征管上能够做出一些适时跟进的改革，就能破解一个地方小马拉大车，在税收征管时漏征和税负转移并存等问题，也能够避免一些网红补税、事后打补丁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得已被平台企业“客大欺店”，竞相出台优惠条件去争夺那些大型平台企业的问题。如果对大型的平台企业能够做到全国税收政策的统一，就能够解决好地方税收征管和招商引资中的困境。

总结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已经在日益全国化、全球化，财税体制必须要跟上步伐，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跑出新时代的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