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财政需要削减不必要的财政补贴和出口退税，对外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对内促进财政收支平衡。财政与经济之间也必须实现良性循环，破解财政支出的放大机制，对消费税进行货物服务税的改造、将高档消费行为纳入征税范围、平衡制造业税负，缓解财政收支压力，增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动性。在财政经济良性循环促进双循环加快实现的过程中，按照“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树立财政整体观，财政就是将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机制；要促进财政跨期调节，更好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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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整体观”是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和解决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要求

（一）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再次要求我们树立“财政整体观”

2020年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建议稿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而这种“系统观念”在财政领域中的表现就是“财政整体观”。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从这种意义上讲，在新阶段，“系统观念”背景下的“财政整体观”是需要关注的关键概念之一。

（二）新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要求必须树立“财政整体观”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2020年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很大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建设的目标导向就不再是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向一维的，而是要按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来展开。

（三）“更加高尚的社会价值”是国内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其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收入分配K型复苏和两极分化、社会撕裂等几乎是其自身无法治愈的痼疾。而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脱实向虚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的很多可以从人们的道德成长、价值追求等层面找到症结。

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以《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人们熟知，而他的《道德情操论》其实同样重要。只是人们往往过于重视物质层面的追求，而忽略了对于道德情操方面的约束。前者是硬条件，后者是软约束。忽视了后者，同样容易让经济犯错误、栽跟头。而这种错误源自人们深层次的认识甚至意识当中，因此往往是系统性的，事后进行校正付出的社会成本通常会更高。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在其2020年出版的《美国真相》一书中，再次强调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的名言，“如今，货币投机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千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建这座庙宇。衡量这重建的尺度是我们体现比金钱利益更高尚的社会价值的程度。”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仔细揣摩罗斯福的这段话不难看出，与亚当·斯密这些先贤类似，他同样认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其根源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更在于人们内在价值观的缺失，即过度强调金钱和物质层面的追求，而忽视了价值和信仰，从而使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都栽了大跟头。今天，新冠疫情的冲击使世界经济遭遇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汲取历史教训，防止经济发展中的庸俗取向，以战略眼光确保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轨迹稳健前行。

（四）“财政整体观”的具体含义

2020年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跳出财政看财政，树立“财政整体观”。一是从时间维度上，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二是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具体来看，“财政整体观”要求看待财政问题要有动态思维。举例来看，第一，2020年宏观杠杆率比较高，但这是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往后看的话，2021年随着经济的逐步改善，现在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有望平稳落地；第二，对于5G等基础设施，现在看来，投入规模大、使用成本也高。但是随着技术升级进步和客户群体的逐步扩大，其平均使用成本都有望迅速“摊薄”；第三，马寅初1957年的“新人口论”需要辩证来看。当时国家确实有较重的人口负担，但是在如今的背景下，庞大的人口造就的内需市场是我国在中美博弈中的一大筹码。

二、树立“财政经济整体观”有助于获得对于地方债、国有经济等问题的正确认识

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必须将财政和经济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这是“财政经济整体观”。

（一）很多专项债项目看似入不敷出，但考虑到对周边经济带动作用的范围经济就是可行的

基础设施的范围经济，能够弥补市场外部性。财政就是将正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机制。从整体角度考量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对于地方债以及地方财政风险的正确理解也有帮助。

很多基础设施专项债直观来看入不敷出、风险很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其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那么整体来看，这些项目反而是可行的。这是跳出财政看财政自身的问题。

（二）财政手中持有的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原始股”

更为重要的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资金额通常比较巨大、风险未知性很强，民间资本不愿意进行投资。而这些基础设施的短板会制约整体经济的发展进程。而通过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正好可以发挥对经济的“汲水效应”，搅动一池春水。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投融资是启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财政手中持有的是启动经济发展的“原始股”。财政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药引子”，必不可少。这是站在经济发展角度看待财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三）“债务地方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财政整体观”的制度创新

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方债占国家债务的比重只有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而中国债务中大约一半以上都是地方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一个制度创新呢？

在美国，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资不抵债只能破产，因此在债务发行上反而非常克制。中国的单一制政府之下，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进行了背书和增信，从而通过“债务地方化”契合了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支出责任的客观事实。

当然，我国“债务地方化”的问题在于，地方债偿债责任在省级政府，而债务资金的真正使用其实是在国企、平台公司等基层单位。这种偿债责任与资金使用单位的不一致，有可能加大债务风险。而“钱等项目”与“项目等钱”问题的并存则是这种内在体制问题的外在表现之一。

可见，与任何一项政策工具一样，债务融资也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使用债务这项工具的时候，要从内部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从外部加强制度约束和舆论监督，从而确保趋利避害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于债务融资这项工具，我们既不能将其妖魔化，也不能将其“封神”。

（四）财政整体观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国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但是，在国有经济问题上，有些人认为，很多国企的利润率低于民企和外资，似乎效率更低；即使有的国企利润可观，似乎也是“垄断”使然，没有什么可以骄傲和自豪的。其实不然。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表象。不少国企承担了民企和外资没有的社会责任，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同时，不少国企——例如高铁，都属于社会事业领域。出于保障民生角度的考虑，通常实行政府定价政策。或者说，国企所从事的公共事业的价格、国企的利润水平并非真实完整的社会价值、全面的经济价值的体现。因此，对于国企、国资、国有经济问题，只有树立财政整体观，才能窥得全貌。讲得更加透彻一些，如果没有国企、国资、国有经济扎稳我国国民经济的“树篱笆”，民营经济、外资很容易在现代经济波动中被吹散打烂，或者即使徒有其表，也会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得利益分配的天平不知不觉滑向资本的一端。美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之后的K型复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三、“财政整体观”是跨越经济周期、生命周期、代际的整体，“跨期大循环”更应该引起重视

人们通常理解的“大循环”，很多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维度的。相比较而言，“跨期大循环”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也是“财政整体观”的重要体现，其弥补的恰恰是市场机制无法自发调节的部分，也是财政“以财行政，以政控财”的体现，更是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最好诠释。

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要像“航拍中国”那样，用无人机架设在历史的长河上进行鸟瞰，统揽全局。疫情之前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疫情的冲击，或者其他的意外事件很容易让财政政策偏离原来的轨迹。对于前期政策精神、当期政策影响，我们通常缺乏一种瞻前顾后、登高望远的政策视野，这是从政策全生命周期角度考量的“财政整体观”。

第一，跨越经济周期的“大循环”。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试想，如果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前、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时期，将更多的资金纳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现在就能收获更多“以丰补歉”，政策回旋的余地也能够大很多。当然，“跨周期大循环”要求跨越的经济周期3—5年，很多时候时间更长，甚至超过10年，政策实施的难度可想而知。

类似的，应对这次新冠疫情财政投入很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为3.6%，超越3%的欧盟马约红线，而实际财政赤字率更是有可能超越6%。财政是公共风险的最终守卫者，疫情来临要以最大力度对冲风险，但疫情稳定财政同样需要以最大力度稳固财政，使我国财政经济更加安全，既要消化前期政策成本，更要按照持久战的思维打造“安全财政”。财政安全不仅要管疫情冲击的“一时”，更要管长远、管持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打赢系统性风险防控战。

第二，跨越自然人生命周期的“大循环”。与经济周期类似，人有生老病死、也有生命周期。工作时期积累财富，年老力衰之后消耗财富。这就需要财政加强对社会保障的统筹设计，将资金在人的生命周期内进行更优配置，发挥好财政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税延型养老保险、税优型健康险都是这方面典型的政策。

第三，跨越代际的“大循环”。当社会出现老龄化之后，个人生命周期内的自身循环就会产生社会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实现代际财富之间的优化配置，防范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在这方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很多基础设施使用寿命长达几十年。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维护耗用的资金量巨大，要靠即期一般公共预算经常性收入很难满足。这时候，就需要财政将其成本在代际之间进行分配，用到的工具就是债券和债务融资。这样做不仅符合经济学上的公平原则，更是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四、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的财政政策

（一）要正确理解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列宁也说过，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可见真理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限度内，才成为真理。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一定的限度，就会成为谬误。类似的，我们此前的发展战略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我们此前国际大循环的战略，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但是也面临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问题。因此，必须进行重新调整。

2005年制定、2006年开始执行的“十一五”规划中就曾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然而，如果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得顺风顺水，经济发展和人们的观念就都容易形成“路径依赖”。或者说，在那个时候，国际大循环是要补的“短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现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时至今日，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地位就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是我国发展目的和发展阶段的共同要求。

1、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是贯彻“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需要。从发展的目的来看，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要求，这就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管是过去的“世界工厂”还是现在的“世界市场”，最终都要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这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必然需要。

对内来讲，如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中国人民成功地“站了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中国人民成功地“富了起来”，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必由之路。

对外来讲，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不仅把污染留在了国内，同时还会招致贸易伙伴的报复，费力不讨好。但是，为了保证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发挥好我国制造业规模优势对占领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则应另当别论。

美国等发达国家觉得和中国做贸易出现逆差自己吃亏了，对我国要反倾销、反补贴，成为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股逆流”。美国这些国家的逻辑实则不堪一击。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少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利润微薄，而且不少出口产品是以牺牲本国环境作为代价的。而这种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生态恢复，则是“来日苦多”。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环境优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环境为代价的。他们主张新一轮全球化当中的“贸易再平衡”，我们则应主张“生态再平衡”。从这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基于各国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公平贸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最终没有“输家”。如果在发展中国家干了发达国家所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之后还要“落埋怨”的话，在道理上就很难讲得通了。

2、我国强大的购买力足以支撑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美国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2375.57亿美元，同比上涨3.6%。根据国家外汇局2019年中美汇率数据推算，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约为6.8985∶1。按此计算，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美国少2703.32亿美元。中美消费规模差距从2017年的3400亿美元，缩小至2018年的2800亿美元，又进一步缩小至2700亿美元左右。考虑到中美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差异，中国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单一消费市场（参见图1）。

图1 中美两国社会零售总额对比（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U.S.CencusBureau。

201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顺差2918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94%，已经下降到了国际公认的3%以内的均衡水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已回升至57.8%（参见图2）。

图2 2000—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近年来，我国免税经济保持了比国民经济更高的增速，有望成为下一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点（参见图3）。因此，从国内购买力来看，也足以支撑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直白地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和企业对我国大市场都“垂涎三尺”，我们要利用好自身条件，充分发挥好国内大市场的主体作用。

图3 近年来我国免税经济的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www.chyxx.com）。

3、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有助于我们在国际贸易环境中赢得更多积极和主动。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增长迅猛，贸易依存度一度达到60%以上。尽管这一比重近年来有所降低，但是仍然高出美国大约10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绝对规模不断上升，客观上引起了世界上少数贸易伙伴的警惕（参见图4、图5）。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和战略地位，也有助于减轻我国贸易摩擦的压力，为我国营造更好的国际贸易环境，让国内大市场为我国赢得更多的积极和主动。

图4 2010—2019年中国进出口

数据来源：商务部。

图5 中美两国的对外依存度对比

资料来源：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数据。

4、中国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角色转变，要求我国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中国总体国力的不断增强，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关产业之间的关系由“互补为主”逐渐向“竞争为主”转变，国际贸易摩擦在所难免；而新冠疫情更是使国外需求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在外需不振的背景下，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就显得尤为重要。

5、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助于将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我国拥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政府支出当中，购买性支出、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会不断下降，而转移性支出、福利性支出的比重则会呈现趋势性大幅上升。而且从国际发展规律来看，这种上升的趋势是很难扭转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控制好福利支出、不断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对于财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通过医保药品的集中大量采购，大幅降低了医保药品价格，减轻了医保负担；同时，由于我国拥有大市场的优势，中标的医药企业也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并愿意为此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实现患者、国家财政、企业等多主体之间的“共赢”。也就是说，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优势可以转变为治理效能。

（二）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首先要求做好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大循环

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首先要求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大循环。财政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处理好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财政与经济之间实现了良性循环，才能发挥好国内大循环的主体作用（参见图6）。

图6 以财政经济良性循环撬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我国现行的消费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开征的。我国消费税作为特种消费税，与“普遍征收”的增值税搭配使用，有效调节消费、筹集财政收入。但作为货物税的消费税无法实现对高档消费行为的有效税收调节。除了现行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两税”之外，其实之前还有营业税。它们之间的功能定位是，增值税作为货物税，而营业税作为劳务税，二者“平行课税”。营改增之后，亟需加强消费税对第三产业的税收调节，以保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税负公平”。

日本、韩国、德国等，人均GDP已迈入3万至4万美元水平，但制造业占比依然保持在20%以上。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速度较快。目前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制造业占比已经低于30%。因此，需要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显然，消费税对高档消费行为“留白”客观上形成了对制造业的“税收歧视”，不利于我国在“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比重的基本稳定（参见图7）。

图7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我国奢侈品消费拥有巨大潜力，而新冠疫情之下国际旅行的“冰封”（lockdown）与国内免税经济的异军突起，无疑使过去的境外消费力在加速回流。如果我国消费税不能对此加强有效调节，疫情之下人们的收入差距无疑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将在所难免。

（三）市场进一步、财政退一步：解决好财政资金投入的多道放大投入问题

简单讲，从财政支出过程来看，很多政府部门都是“花钱方”“出题者”，财政部门是最终往外掏钱的，这非常像我国古代税收征管的“吝啬”过程，本身就是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

财政支出的“失之于宽”集中体现在财政投入过程中多道投入放大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场进一步，财政退一步”。

1、财政决策中的资金投入放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但在财政管理实践当中，支出“标准科学”是需要反复探索和全方面考量的。对支出标准把握不当会形成财政决策中的资金投入放大。

2、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资金投入放大。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同样也存在资金投入放大问题。

如在新农保问题上，有的家庭确实贫困，这时政府帮助他们缴纳保费。但是，同样的问题，村里人看到可以政府免费入保，可能会编出百般理由说自己更贫困。这种情况，新农保也变成了财政资金的兜底保障。在扶贫问题上，很多时候贫困问题有着多代传递的问题。因为不少欠发达地区近亲结婚，生下的孩子有先天缺陷，这样带来的问题往往是一生的、甚至几代人的。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挖掉“穷根”，让人们从观念上防止近亲结婚、做好生育筛查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必须要解决好财政资金的过度投入问题，因为与财政资金投入相关联的另一端就是经济主体的宏观税负问题。而要解决好财政资金的过度投入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解决好财政“兜底保障”和大包大揽的问题。很多时候，要让市场机制挺在前面，让市场主体跳一跳“摘桃子”。在市场主体实在处理不好的时候，政府再出面。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大人和孩子，政府要退一步，市场要进一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尽快真正长大，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也就是说，在市场与财政的关系问题上，市场是基础性的第一位，财政是第二位，让市场决定财政，而不能将顺序颠倒。

五、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财政政策

一是要大力发展免税经济，促进消费力回流国内，防止国内的发展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一方面要求我国不断降低关税等进口税收水平，另一方面更要大力发展本土的高端奢侈品品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通过国内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高阶需求。这是推动“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是要大力推进国内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改变国内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敢和我国大搞贸易摩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很多产业还处于中低端。随着东南亚等国家的崛起，可以发挥对我国产业的替代性。因此，未来必须要推动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补短板、炼长板，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很多产业对国外的依附和从属地位。

可以说，只有我国国内产业迈向了中高端，才能赢得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导权、主动权。

六、走出大循环的几个误区

在加快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过程中，要防止以下三个误区。

第一，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要有正确认识，防止出现资金空转。坚持高质量发展，防止庸俗化的价值追求在经济脱实向虚方面的负面影响。

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滚石上山的艰难挑战过程，而非大规模放水刺激的简单操作。央行行长易纲在2020年11月出版的辅导读本中发表《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强调，中央银行要实现币值稳定目标，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前提是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为此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可见，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上与国内国际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一脉相承的。原因就在于，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能为了对美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的“纸上财富”放弃实体经济。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质上也是要反对经济脱实向虚、防止经济“空转”。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有以下几种普遍的观点，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应当有所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即使搞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未必会导致通货膨胀、负面效应很小且可控，即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有益无害论”。需要看到的是，美日欧一些国家搞财政赤字货币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原因可能是美元的本位货币、日本资本项目顺差等特殊因素和外部约束条件使然。我国未必具备这样的条件，而阿根廷等国恶性的通货膨胀更应该让我们警醒。

第二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发行量M2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两倍，所以财政赤字货币化只是从过去的“幕后”走上“台前”，即财政赤字货币化“已然存在论”。对此，一是就否认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有益无害论”；二是我们要看到近年来基本生活产品价格上涨和房价上涨对居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因此挑战社会承受的极限。

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过关论”。也就是认为，我们恪守不发生通货膨胀的信条固然重要，但是现在宏观调控上如果不搞财政赤字货币化，就难以渡过眼前的难关，更不要说“达远”。这就需要认真评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调控“工具箱”，对这样的“最后一招”保持敬畏之心。

第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为此，要维护好财政安全，守住资本预算与经常预算之间“楚河汉界”的“黄金法则”，在专项债和一般债之间打造“防火墙”。如果专项债和一般债之间实现了“穿透”，那么财政风险防范将岌岌可危。

第三，把控好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力度、进度，防止财政支出直接冲减财政收入、脱离财政预算在财政收支之间形成“直通车”。这样看来，将“税式支出预算”打造成我国的“第五本预算”，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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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政监督》，2021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