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口问题始终备受学术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二战后欧美国家婴儿潮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急剧增长，多国政府相继实施了生育控制政策（Robinson & Ross，2007）。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致力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于1979年正式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党的十二大将其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三十多年间，这一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较好避免了人口过快增长，显著提升了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蔡昉，2004；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但随着时间推移也带来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Barr & Diamond，201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根据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变化，逐步将生育政策从“独生子女”政策放松为“全面二孩”政策，进而调整为目前的“三孩”政策，提出持续深化人口中长期战略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如何持续优化完善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更好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协调发展，成为新时代亟需持续深化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因涉及面广、影响复杂而备显艰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而言重要性尤为突出；而深入厘清其经济影响，包括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等的影响及逻辑机理，对于更好地认识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至关重要。理论上讲，生育政策主要通过影响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人口质量及其分布，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就人口数量与质量而言，外生增长理论将人口增长视为外生的，认为其会带来劳动力增加，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故若人口增长导致社会平均人力资本下降，则可能抑制经济增长（de la Croix & Deopke，2003）。因此，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对人口数量即人口红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平均人力资本（人口质量）即人力资本红利的影响；而且，其亦可能改变居民人力资本分布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的关键在于生育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家庭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异质性影响（Jia et al.，2021）。就人口结构而言，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会加剧人口老龄化，致使人口红利消失，从而可能加重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但亦会减轻居民生育和教育负担，从而可能促进子代的人均教育资源增加，进而促进平均人力资本增长，这有利于创造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可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会养老保障压力。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及其机理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Song et al.，2015；Choukhmane et al.，2017；刘永平和陆铭，2008；郭凯明等，2013；汪伟，2016），得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不过，仍存在如下一些改进空间。

一是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内生）生育与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往往存在较大差异（de la Croix & Deopke，2003），意味着生育政策很可能会对居民行为决策产生异质性影响。事实上，如表1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倾向于明显降低了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5.39减少到2005年的1.98），但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受到较大影响，生育数量减少较多。已有理论研究普遍采用的是典型主体优化模型，无法很好捕捉生育政策的这一潜在异质性效应及其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的深刻影响。

表1 1982年和2005年不同受教育程度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

注: 数据来自1982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选取1982年人口普查中43岁及以上年龄的妇女作为基本未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样本，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40—47岁的妇女作为几乎完全受政策影响的样本。小括号中为这类受教育程度妇女的样本占比。

二是已有研究在刻画中国生育政策时聚焦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政策维度，普遍忽略了中国现实经济中曾经的“超生现象”和超生罚款政策，无法很好地捕捉生育政策强度的变化（即便生育数量限定政策不变，降低超生罚款力度也意味着政策控制强度的减弱）；更重要的是：无法很好地揭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管制手段）和超生罚款（经济手段）这两个政策维度对居民行为决策，从而对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图1给出的直观描述性证据表明：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有所不同——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超生罚款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则倾向于具有正向线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快速增大，分配不公问题十分严峻。新时代，中央将“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提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外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因此，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需致力于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并重。在探究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时，其对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的影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为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中国逐步放松了生育政策。那么，这一做法能否有效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压力？无疑，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旨在弥补上述研究不足，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的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对已有文献进行有益补充，为中国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提供有益借鉴。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构建一个异质性居民的代际交叠（OLG）模型，提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生育政策经济影响的理论框架，深入考察了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如下3个方面：（1）异质性居民模型可较好地刻画不同人力资本居民差异化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及二者间的权衡抉择，故可较好地捕捉生育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居民行为决策的异质性效应，从而对人口数量及其代际结构、人口质量及其分布，既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的深刻影响，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生育政策经济影响的微观机理。特别地，本文模型中的异质性居民是连续的，这有助于更好揭示生育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机理。（2）鉴于超生罚款政策以往一直是中国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厘清其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的作用机理及其经济影响，对于这一政策的调整无疑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生育政策的两个维度（即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政策），以更全面地揭示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以及这两种政策的影响差异，为中国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提供良好借鉴。（3）本文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内深入探究了生育政策对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的短期与中长期影响及其机理，以及代际传导性和公共教育对生育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厘清生育政策蕴含的多重目标间的权衡抉择及其影响因素，同时有利于回答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如何配套衔接这一重要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以更好地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和有益思路。

本节构建一个异质性居民的代际交叠模型，涉及的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政府负责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公共教育的管理以及生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企业为完全竞争的，居民为异质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同）且一生经历三个时期（成长期、工作期和退休期）。

（一）居民

居民在成长期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工作期工作以赚取收入，在退休期利用个人储蓄和社会养老金进行消费。在工作期，居民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储蓄和子女教育投资（支付教师工资），此外还有如下两个用途。（1）缴纳社会养老保障费。中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统账结合”型：一部分缴费进入社会统筹用于现收现付，其余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基金积累，（2）如若“超生”，还需缴纳罚款。根据中国政策实践，若居民实际生育数量大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需要按照一定的超生罚款率缴纳超生罚款。居民在预算约束下，选择生育数量、子女教育投资力度以及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消费，以最大化其一生效用。模型略。

（二）企业

企业为完全竞争的，利用物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求解此优化问题，可得一阶最优条件。模型略。

（三）政府

政府利用超生罚款和产出税为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和公共教育支出融资。模型略。

（四）人口动态演变与经济均衡

居民的生育数量和子女人力资本决定了下一期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本分布。经济均衡时，存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出清条件。模型略。

（一）居民最优决策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居民最优决策归纳为实际生育数量小于、等于、大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这三类情形。

1.实际生育数量小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

在此情形下，居民无需缴纳超生罚款。求解居民优化问题，可得居民最优子女教育投资力度、生育数量和储蓄，进而可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可知居民的子女教育投资、生育决策、储蓄和可支配收入均不受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特别地，居民的子女教育投资和生育决策均为分段函数。可见，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子女数量和质量权衡抉择有所不同：较高人力资本居民会生育较少孩子，而给予孩子较多教育投资；较低人力资本居民的选择则相反，其子女教育投资较少或为零，故子女可能陷入人力资本积累陷阱，生育数量则较多。具体推导过程略。

2.实际生育数量等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

这种情形可能在中国现实中最常见——事实上，若没有生育控制政策，居民生育数量可能会大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政策促使居民生育孩子数量等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以避免超生罚款。此时，居民的行为决策和可支配收入与超生罚款率没有直接关系，但会受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影响。特别地，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越大，居民生育数量越多，可支配收入越少。同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会导致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总投资下降，从而储蓄增加，故对储蓄的最终影响不明确。具体推导过程略。

3.实际生育数量大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

这种情形捕捉了中国现实中曾经的“超生”现象。此种情形下，实际生育数量随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而增加，随超生罚款率增加而减少。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率会通过两个渠道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影响：（1）工资收入渠道，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超生罚款率）增加导致居民生育数量增加（减少），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减少（增加），致使其可支配收入减少（增加）；（2）超生罚款渠道，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率增加均会减少居民超生罚款总额，有利于其可支配收入增加。因此，超生罚款率增加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的后一种效应较强，故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率增加有利于居民储蓄增加。此时，不同人力资本居民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权衡抉择依然不同：较高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数量较少，给予子女较多的教育投资，且随人力资本增加愈发突出；较低人力资本居民的子女教育投资则较少或为零，生育数量较多且随人力资本下降而增加。具体推导过程略

（二）经济动态过渡

可得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率表达式。该式表明：在其他因素给定下，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取决于居民的生育决策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故生育政策对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对居民的生育决策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的异质性效应。若生育政策放松促使较高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数量增加较多而对子女教育投资减少较少，则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亦较高且数量占子代总人口的比重增加，故会促进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经济将可能同时获得“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而若导致较低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数量增加较多，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而数量占子代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则会抑制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经济将可能获得“人口红利”，但不利于创造“人力资本红利”。

可得劳均物质资本积累方程和为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率表达式。可知生育政策（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率）会影响人口增长，进而影响老年抚养比，也会影响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子代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红利，从而对社会养老保障负担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可得经济平衡增长率。具体推导过程略。

（一）参数基准赋值

本文主要依据现实数据和已有文献对模型参数进行基准赋值。特别地，本文模型为三期代际交叠模型，令每期时间跨度为30年（de la Croix & Doepke，2003），并通过参数赋值使模型第1期的模拟结果与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1979-2008年）的现实相匹配。由1979-1996年各省“独生子女”政策规定的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数据可知：政策限定每对夫妇最大生育数量平均为1.42，每超生一个孩子需缴纳的罚款约为居民年收入的1.77倍（30年收入的5.9%）；故令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为0.71和超生罚款率为0.059。本文将社会养老保障缴费率设为0.28；将社会统筹养老金支付比率设为0.043，使模型第1期的社会养老保障金支出比率与中国1989-2008年现实数据（1.7%）相一致（郭庆旺等，2007）。

本文将贴现因子设为0.675，使模型第1期的平均家庭储蓄率与中国1992—2008年现实数据（31%）相一致。利他因子对居民生育数量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其设为0.278，得到“独生子女”政策下模型第1期总和生育率为1.6，这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Zhang & Zhao，2006）。抚育子女时间参数可利用居民抚育子女的时间与其工作时间的比值度量，根据已有研究设为0.075。本文将公共教育力度参数设为0.018，使模型第1期教育总支出比率与中国1980-2008年现实数据（3.6%）相一致。教育投资的人力资本积累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低与最高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率差异；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43岁及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妇女平均生育2.48个孩子，文盲及半文盲妇女平均生育5.61个孩子。据此将教育投资的人力资本积累弹性设为0.526，符合已有文献的取值范围（郭凯明等，2021）。代际传导性参数可利用代际收入弹性测度。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较大，在0.39-0.54之间（陈琳和袁志刚，2012），本文以0.491作为代际传导性参数的基准值。本文还将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参数设为60.431，使模型第1期经济增长率与中国1979-2008年平均增长率（9.5%）相一致，将物质资本产出弹性设为0.5（贾俊雪，2017），将生产函数技术参数设为1。

最后，本文将初始人口规模正规化为1。对于人力资本的分布，本文采用对数正态分布F（0，0.92），这与中国现实数据保持了较好一致性。

（二）对居民最优决策的影响

本节考察生育政策对居民最优行为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政策实践，本文在剖析生育数量限定政策影响时，重点就“独生子女”（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为0.71）和“全面二孩”（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为1.02）政策的影响作对比分析。

1.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变化的影响

图2给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在不同取值下（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居民的生育决策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为更好理解它们的影响，同时给出没有生育限定政策（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为正无穷）的情形。

图2  变化对居民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

图2显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存在明显差异。当人力资本小于0.29时，居民会超生而对子女教育投资为零。事实上，无论有无生育政策，其子女教育投资都为零，见图2(b)，这较好捕捉了现实中“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现象。当人力资本大于等于0.29、小于等于0.5时，居民也会超生，但超生数量随人力资本增加而下降，会投资子女教育，力度随人力资本增加而增加。而当人力资本大于0.5时，居民会选择政策限定的最大生育数量，子女教育投资同样随人力资本增加而增加。对比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为0.71和最大生育数量限定为正无穷的情形可知：“独生子女”政策有效降低了社会总和生育率，但对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影响不同，其影响力度随人力资本增加而总体减弱，故会缩小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率差异；同时促使居民加大子女教育投资力度（人力资本小于0.29的居民除外），有利于创造人力资本红利。

类似地，“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的决策也存在明显差异：低人力资本居民仍会超生，较低和较高人力资本居民则会选择政策限定的最大生育数量，高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数量为自然生育数量，低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故不受政策影响；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力度随人力资本增加而增加（人力资本小于0.3的居民除外，其子女教育投资为零）。与“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了总和生育率，其对低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决策没有明显影响，对高人力资本居民的影响随人力资本增加而减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政策在提升生育率中的作用，有利于创造人口红利，但总体抑制了居民子女教育投资力度，可能不利于创造“人力资本红利”。

2.超生罚款率变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超生罚款率降低意味着生育政策放松，但影响可能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提高的影响不同。图3给出超生罚款率不同取值下居民的生育决策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以及没有生育政策（超生罚款率为0）的情形。由此可知：与提高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这一管制政策相似，降低超生罚款率也会提高总和生育率，有利于创造人口红利；但影响主要集中于低和较低人力资本的居民，且影响力度随人力资本增加而总体减弱。可以直观看出：超生罚款政策主要影响超生和有较强超生意愿的居民，主要是低和较低人力资本的居民：前者人力资本小于等于0.5，后者人力资本主要集中在0.5-1之间；而较高和高人力资本的居民因未超生，超生意愿也较弱，故不受影响。既然这些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数量增加，可支配收入也因超生罚款率降低而减少，故对子女教育投资力度下降（人力资本小于等于0.29的居民除外，其子女教育投资为零），不利于创造人力资本红利。

图3 δ变化对居民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

（三）对经济动态过渡的影响

1.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变化的影响

图4给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变化对第1期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识别其长期影响，图5给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动态影响。

图4(a)显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对第1期经济增长率具有“倒U”型影响，这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理论模型能较好捕捉现实经济中生育数量限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原因在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主要影响的是较高和高人力资本居民的决策，促使其增加生育数量，减小子女教育投资力度，抑制其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但由于代际传导性较大，即其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对其人力资本的依赖性较强，故该影响较弱，增加生育数量的效应更突出，即，相较于人力资本积累放缓，这些居民的子女人力资本也较高，数量占子代总人口比重的增加更明显，故有利于子代平均人力资本增加和经济增长，即可能产生人口和人力资本双重红利。而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大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主要影响的是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促使其增加生育数量、减小子女教育投资力度（或始终为零），致使子代平均人力资本下降，抑制经济增长，即可能产生“人口红利”但却损失了“人力资本红利”。由图5(a)可知，随着时间推移，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影响愈发突出。

图4 变化对第1期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的影响

图4(b)显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对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有“U”型影响。原因在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将导致生育数量恰好为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较高和高人力资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会增加超生的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大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将总体不利于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会增大收入差距。这又会影响居民的子女教育投资力度、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可支配收入，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长期影响。总体而言，随着时间推移，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U”型效应变得更明显（见图5(b)）。

图5 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基尼系数、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率和人口增长率动态过渡的影响

最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有利于削减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率，缓解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可增加子代平均人力资本（见图5(a)）、创造人力资本红利，增强子代养老金支付能力，促使子代人口数量增加（见图5(d)），降低老年抚养比、创造人口红利，故可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压力；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大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可能导致子代平均人力资本下降，但对子代人口数量增加的促进作用较强（见图5(d)），总体仍可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压力。随时间推移，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对子代人口数量的增加效应减弱。Zhao et al.（2017）认为生育政策在中短期对生育率的影响较明显，而随时间推移影响减弱，本文的结论支持了其观点，故对社会养老保障压力的缓解作用亦有所减弱（见图5(c)）。

2.超生罚款率变化的影响

图6给出超生罚款率变化对第1期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图7给出超生罚款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基尼系数、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率和人口增长率动态过渡的影响。图6(a)显示，超生罚款率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前文保持了良好一致性，证明了本文理论模型能较好捕捉现实经济中超生罚款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生育数量限定政策不同，超生罚款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超生和有较强超生意愿的居民（主要为低和较低人力资本的居民）：超生罚款率增加会促使其减少生育数量，致使其子女人力资本亦较低，数量占子代总人口比重下降，从而有利于子代平均人力资本增加和人力资本红利创造进而经济增长，且这一促进作用随时间推移而更加明显。

图6 δ变化对第1期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的影响

图6(b)显示，超生罚款率增加会缩小第1期居民收入差距。正如前文指出的，超生罚款率增加有利于超生居民（主要是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对未超生的较高和高人力资本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影响，因此会缩小收入差距。超生罚款率的变化还会影响居民对子女教育投资力度，进而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可支配收入，从而对收入差距产生长期影响。总体而言，随时间推移，超生罚款率对基尼系数的缩小作用变得更明显（见图7(b)）。最后，超生罚款率增加会减少子代人口数量，且随时间推移这一影响增强（见图7(d)），加剧老龄化，抑制人口红利，加重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但会促进人力资本红利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压力。模拟结果表明，前一种效应更突出，故超生罚款率增加将加剧社会养老保障压力，但影响力度不断减弱（见图7(c)）。

图7 δ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基尼系数、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率和人口增长率动态过渡的影响

（四）拓展与稳健性分析

本文进行了如下拓展与稳健性分析：（1）基准分析采用三期代际交叠模型，每期时间跨度设为30年。这里尝试构建四期代际交叠模型，每期时间跨度设为20年，并考虑居民退休年龄的异质性，主要结论不变。（2）中国居民存在较强的“养儿防老”观念，本文也尝试借鉴郭庆旺等（2007）和汪伟（2016）等研究做法，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居民生育子女的“利己主义”动机和子女给予父母的赡养费，以捕捉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影响，主要结论不变。（3）基准模型假定政府利用产出税和超生罚款为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和公共教育支出筹资，这里尝试考虑政府利用劳动所得税和消费税以及超生罚款来筹资，主要结论不变。（4）尝试改变一些重要参数的取值，主要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一）代际传导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现实，基准分析将代际传导性参数设为0.491。这里尝试采用一个相对较小的值即0.390（陈琳和袁志刚，2012），以探究代际传导性对生育政策的影响。

1.代际传导性对最大生育数量限定效应的影响

由图8(a)可知，代际传导性明显改变了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经济增长效应：代际传导性参数越大，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经济增长效应的“倒U”型特征越突出。正如前文指出的，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主要影响的是较高和高人力资本居民，促使其增加生育数量，减少子女教育投资，抑制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代际传导性参数越大，子女人力资本积累越依赖父母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减少对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影响越弱，故其子女数量增加越可能使子代平均人力资本增加，进而经济增长，体现为图8(a)曲面左侧越陡峭。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大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主要影响的是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促使其增加生育数量：代际传导性参数越大，其子女人力资本积累越慢，子代平均人力资本越可能下降，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越强（见图8(a)曲面右端）。

前文分析表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对基尼系数具有“U”型影响且随时间推移而愈发明显的主要原因在于：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较大）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对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子女教育投资和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促进（抑制）作用。较大的代际传导性参数会削弱（强化）这一影响。进而对基尼系数的负效应（正效应），体现在基尼系数“U”型曲面左端变得相对较平缓、右端则变得相对较陡峭（见图8(b)），意味着较大的代际传导性不利于发挥生育数量限定政策放松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最后，正如前文指出的，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时，较大的代际传导性参数会强化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对长期人力资本红利形成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亦会削弱其对人口增长及人口红利形成的正影响（见图8(d)）。模拟结果表明，后一种影响相对更强，故较大的代际传导性参数会削弱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对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的缓解作用（见图8(c)）。而当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大时，代际传导性参数对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经济增长效应和人口增长效应的影响较弱，没有明显改变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社会养老保障压力缓解作用。

图8 代际传导性参数κ不同取值（0. 390 和0. 491）下的影响

2.代际传导性对超生罚款率效应的影响

前文指出，超生罚款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超生罚款率增加促使其减少生育数量；代际传导性参数越大，这一效应越强，故会强化超生罚款率增加对子代平均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随时间推移越突出（见图9(a)）。而且，较大的代际传导性参数会削弱超生罚款率增加对这些居民子女教育投资力度，降低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和可支配收入增加的速度，故会削弱超生罚款率增加对收入差距的长期负影响，体现在长期基尼系数曲面变得相对较平缓（见图9(b)）。最后，对比图9(a)和图9(d)可知，相较于代际传导性参数对超生罚款率经济增长效应的正影响而言，其对超生罚款率人口增长效应的抑制作用更突出。因此，较大的代际传导性参数会增强超生罚款政策放松在缓解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中的积极作用（见图9(c)）。

图9 代际传导性参数κ不同取值（ 0. 390和0. 491）下δ的影响

（二）公共教育的影响

1.公共教育对最大生育数量限定效应的影响

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增大有利于子代人力资本积累，故可增强（缓解）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较大）时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抑制作用），体现在图10(a)中经济增长“倒U”曲面的左侧相对较陡峭、右侧则相对较平缓。正如前文指出的，最大生育数量限定较小（较大）时，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对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对其子女教育投资和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促进（抑制）作用。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增大强化（削弱）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这一影响及其对基尼系数的负效应（正效应）（见图10(b)），意味着较大的公共教育投入力度有助于发挥生育数量限定政策放松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既然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增大有利于发挥最大生育数量限定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对最大生育数量限定的人口增长效应在长期也具有促进作用，故有助于增强生育数量限定政策放松对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的缓解作用（见图10(c)）。不过，由于公共教育对居民子女教育投入具有挤出效应，因此上述这些影响总体较弱。

图10 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参数θ不同取值（0. 018 和0. 026）下的影响

2.公共教育对超生罚款率效应的影响

公共教育对超生罚款政策效应的影响较弱（见图11(a)）。但相比于较高和高人力资本居民，公共教育更有利于低和较低人力资本居民的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及可支配收入增加。故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强化了超生罚款率增加对长期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体现在：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参数较大时，图11(b)中基尼系数曲面变得较陡峭。公共教育力度增大有利于增强超生罚款政策放松的人口增长效应（见图11(d)），亦会强化其对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的缓解作用（见图11(c)）。

图11 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参数θ不同取值（0. 018和0. 026） 下δ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居民的代际交叠模型，提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生育政策经济影响的理论框架。以中国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深入考察了生育政策（包括最大生育数量限定政策和超生罚款政策）对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红利，进而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养老保障负担的影响及其机理，同时讨论代际传导性和公共教育对生育政策效应的影响。

研究表明，生育政策对不同人力资本居民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效应，且生育数量限定政策和超生罚款政策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生育数量限定政策的放松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对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则具有“U”型效应，有利于削减社会养老保障金赤字率、缓解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超生罚款政策的放松同样有利于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压力，但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会加大居民收入差距。代际传导性和公共教育对生育政策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降低代际传导性有利于生育数量限定政策放松积极作用的发挥，对超生罚款政策放松的效果则倾向于具有相反影响，而加大公共教育投入有助于生育政策放松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

上述结论不仅有利于从理论上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对于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及相关配套政策的持续优化具有良好启示意义。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完善无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重大课题，很难一蹴而就，需慎思笃行，久久为功。从本文研究来看，生育政策的优化完善涉及不同政策手段、多重政策目标的权衡抉择，尤其应充分考虑不同居民群体的生育和子女教育投资行为决策的异质性反应，及其对人口数量及其代际结构、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深刻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国生育政策从较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调整为较为宽松的“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又进一步实施了“三孩”政策，以更好地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无疑有助于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及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不过，也应注意，“三孩”政策的生育限定数量相对较大，很可能主要影响的是低和较低人力资本的家庭，从而可能对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加（人力资本红利的创造）和收入分配公平产生不利影响，迫切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以避免这些不利影响。中央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在实施“三孩”政策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人口质量、降低生育抚育成本等配套支持措施。今后，应进一步优化完善相关经济社会配套支持政策，在稳定合理生育水平的同时全面提升人口质量，创造良好的“人力资本红利”。就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取消生育控制政策可能势在必行，这更加凸显出优化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以创造“人力资本红利”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落实“双减”政策的同时，应持续加大（尤其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教育投入力度，着力实现教育公平，为低人力资本贫困家庭的下一代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本积累保障，有效避免陷入人力资本积累陷阱；也应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以增强社会流动性，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效激发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激励和主体能动性，积极创造人口尤其人力资本红利，促进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公平和缓解社会养老保障负担压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协调发展。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本文为原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