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是解决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习近平，2021）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2021年5月20日）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重大战略部署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共同富裕是前所未有的事业，需要从理论上做好准备，需要从实践上不断优化。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做到的。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因应市场和社会的演变趋势，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设计相应的公共政策，这就需要对各种相关问题作更加深入研究。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共识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社会主义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其中就包括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富裕，而且还包括精神财富的富裕。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们更加重视物质财富。当物质财富得到基本满足或较大满足时，仅仅增加物质财富，并不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这时，精神财富的满足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上共同用力，让人们有机会享受到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二）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一个橄榄型社会，有低收入群体，有高收入群体，更有中等收入群体，而且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在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三大差别”的旗号下，平均主义流行，但“三大差别”的真正消除，需要时间。平均主义所带来的危害，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焕发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消除平均主义的结果。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即使有差别，也差别不大。

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多重视公平因素，但收入差距仍然会存在。没有一定的收入差距，发展的动力可能会受到影响。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存在，是在保证最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基础上的收入差距，体现了实现共同富裕不允许一个人掉队的要求。

（三）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杀富济贫，实现共同富裕也不是仇富

实现共同富裕，很容易作劫富济贫或类似之联想，但决策层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且已充分传递到社会各界。现代国家不是古代的绿林好汉，那种所谓劫富济贫在短期内可能博得部分人的喝彩，但最终只会让社会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劫富济贫或类似措施，是杀鸡取卵之举，为现代国家所不容。现代国家都很清楚创造财富是第一位的。

政府已经明确排除了劫富济贫式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这已经成为共识，但劫富济贫式的操作简单，有饮鸩止渴之效，在经济增长遇到困难时，对于一般的决策者来说很有诱惑力。现在关键的是，如何形成相应的保障机制，让这种共识能够维持下去。法治国家建设至关重要，只要对合法收入和财产有健全的保护机制，那么劫富济贫式的分配机制就不可能实施。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个人，拥有更多的财富之后，这种分配机制也无法实施。一个充满收入流动性的社会，人人都有希望成为高收入群体中的一员，这种分配机制的实施条件也很难具备。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让劫富济贫式的分配机制没有生存空间，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经济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经济增长不能大起大落，必须是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影响的不只是经济，而且影响就业以及其他社会目标，破坏经济系统的均衡协调，进而消耗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富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表现为财富的增加，表现为国家财富的增加。国家财富增加，才有通过分配机制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

当今世界，不同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不一，这就反映了国家财富增加之后各国的不同选择，从实践上说明即使国家财富增加，共同富裕目标也不一定能实现。欠发达国家本来就不富裕，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共同富裕。虽然从收入分配上看，欠发达国家也可以在收入分配平等上下功夫，并取得成效，但是这样的国家再平等，也只是平均主义，而谈不上共同富裕。计划经济实践中，一度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这样的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最后即使计划经济实现了较为平等的社会目标，但是经济总水平决定了计划经济国家从总体上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样地，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好的国家，即使平等工作做得再好，也谈不上共同富裕。

（五）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新中国发展的经验表明，“大跃进”式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不能支持，结果是“欲速则不达”。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中国改革采取渐进式战略不无关系，稳打稳扎，先易后难，中国经济奇迹因此出现。既要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又要在实现共同富裕上取得显著成效，需要处理好多方面的平衡关系，并不容易做到。但是，实现共同富裕，是新生事物，需要实践探索，其中的困难已广为人知。

（一）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设定

橄榄型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以及收入水平如何界定？共同富裕具体目标的设定，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理解为具体的社会福利函数的选择问题。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对应不同的社会福利目标。共同富裕决定了只是以简单地加总个人福利的总福利大小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函数，不应该作为设定的目标。共同富裕，要实现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收入与幸福是密切相关的。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起初一般伴随着幸福的提升，只有在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收入给个人带来的幸福程度才可能不会同步提升。因此，共同富裕具体目标的设定，需要充分考虑个人收入因素，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函数的设定可以多参考给低收入群体最大权重的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但仅此是不够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考虑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因素。

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设定，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中等收入群体的认定是个难题。中等收入群体，顾名思义，是一个社会中收入居于中等水平的群体。橄榄型社会需要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高，但这个比例具体是多少，可能存在争议。是70%，80%，90%，还是其他？不同的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设定是静态地看，还是动态地看，也有不同的理解。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有以绝对值来加以衡量的，也有用相对值表示的。有人倾向于静态地设定中等收入群体目标，有人则认为需要结合共同富裕目标来理解中等收入群体，只有目标实现下的中等收入群体才是有意义的。显然，不同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具体目标的设定。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合理收入差距

不允许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样的政策目标容易理解，但收入差距怎么定，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低收入群体的多少倍才是合适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多大，也是有争议的问题。收入差距太小，不足以激励市场主体，市场经济赖以发挥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可能会失去作用；收入差距太大，又会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已经实现富裕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差距可谓大相径庭，有较为平等的北欧国家，也有不平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同一发达国家（地区）在进入发达状态之后的不同阶段，不平等状况也经历了演变的过程。总体上看，实践的多样性，增加了比较和借鉴的难度。

理解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状况演变的因素，有助于中国的比较和借鉴，但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发展道路，又决定了中国的问题需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因素。

（三）共同富裕的分配机制的确定

不同的共同富裕具体目标会影响分配机制的选择。共同富裕具体目标有共识，分配机制的选择还可能有分歧。不同的分配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分配效果。分配机制包括收入分配机制和财富分配机制。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形成不同的收入差距。不同的财富分配机制，会形成社会的不同预期。理解不同分配机制可能的不同结果，对于分配机制的选择至关重要。但是，理论研究往往存在分歧，支持不同的分配机制。分配机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问题。分配机制的选择是重大利益机制调整问题，实践往往不允许较多的试错。分配机制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分配机制选择的起点，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分配机制的选择。分配机制选择还涉及市场、社会、政府作用的不同理解。在认同市场、社会、政府都应该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具体分配机制的选择还会因为对市场、社会、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以及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张。

（四）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区域差距的国家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途径

中国区域差距较大，不仅有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距，而且就是在同一省份内部，即使是发达省份，还有区域差距。区域差距最主要的表现是经济差距，经济差距又衍生社会差距、文化差距以及其他相关的差距。国家在缩小区域差距上采取了多种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但区域差距缩小的压力仍然很大。不解决区域差距问题，就不可能有全国层面的共同富裕。同样地，不解决省域内部的区域差距问题，也不可能有一省之内的共同富裕。省域和全国的共同富裕问题是相关联的，省域内部的区域差距问题的解决，也应该基于全国统一市场的背景。

区域差距的成因是综合的，有自然因素，有历史因素，有政策因素，有文化因素，还有其他因素。国家的对口支援政策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但这距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除了已有政策的优化之外，还需要其他更有针对性的体制机制安排。怎么做？无论是具体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出台时机的选择，都有不小的分歧。

（五）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具体着力点

有的强调经济增长，有的强调分配机制。显然更有效的做法是二者兼顾。但在现实中，二者兼顾仍然必须有合适的具体安排。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富裕，这必须依靠经济增长，但增长不会自动转化为平等，需要分配机制来促进平等目标的实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仍然需要经济增长，而且要以快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分配机制，都需要转化为具体的着力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高质量发展。关于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选择，并不容易确定。经济增长表现为产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发展，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市场风险，而且有国际经贸风险。国际经贸风险的形成有国际市场因素，也有市场以外的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又增加了疫情风险。疫情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又强化了市场风险，强化了国际经贸风险。各种风险或直接表现为国际贸易不能进行或进行不畅，或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严重者甚至危及产业安全。疫情风险的消除从根本上看需要靠科技进步，靠生物科技的进步，靠医疗科技的进步，这需要时间。在疫情风险未解除的条件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显然不同于一般背景中的抓经济发展，这也让经济发展的压力变得更大。2020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速，但经济增长的压力没有消除，而且明显增加。疫情变化的不确定性，呼唤更加合适的经济增长模式。疫情催生或促进了一些新产业的发展，但疫情带来的更多是经济增长的压力。

如何在适应经济增长的条件下选择合适的分配机制，需要深入研究分配机制的影响。理论上经常将效率与公平视为一对矛盾，但在历史上，效率和公平问题同向与不同向的情况均有发生。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因素让分配机制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国际竞争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国家（地区）的分配机制失效呢？这是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需要实践给出新的回答。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础上。公共政策的制定，又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同时对相应的市场和社会条件有充分的认识并加以利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标对象应该主要是哪些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是其他群体？显然，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最终肯定要包括这些群体，但当前最主要的着力点应该是在哪里，还有争议。没有产业，就不会有充分的就业岗位。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就业生态。仅仅关注某一个群体，可能是不够的。关键的是让这样的生态能够真正可持续，并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且，关于直接关系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橄榄型的具体形状，也存在争议。

（一）健全三次分配制度

1.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形成市场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一方面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高低，另一方面与劳动者所在行业有关，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市场报酬。人力资本有天生因素，但后天的培养训练也能直接提升人力资本。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各个层次的教育，都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没有政府干预的社会，可能意味着某些人不能接受教育。义务教育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个人其他层次的教育也可以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帮助。不同行业的工资性收入存在差别。并不是所有行业都是市场充分竞争或高度竞争的。部分行业具有垄断性，行业高利润是以行政性垄断或自然垄断为前提的。政府规制政策，显然会影响行业的发展，进而对企业收入和个人的工资性收入产生影响。

在经济转型社会，工资性收入还有劳动者因身份不同而带来的收入。机关事业单位的编制内外员工，可能同工不同酬。城乡不同身份也会带来不同收入。在过去，城镇户口的居民收入总体较高，而随着农村的发展，农村户口的居民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居民可能享受到更多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包括土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在不同群体之间更是分化很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参与投资并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拥有财产，个人财产的多少以及获利机会和获利能力的高低，都影响财产性收入的多少，进而形成财产性收入的差距。经济转型时期的初次分配有着不同于成熟社会的特征。有些收入带来一次性的特点，有些收入甚至有灰色或黑色成分。面对这样的收入问题，只能通过反腐败以及其他规范性制度的建立健全才可以得到解决。

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公平问题，总得来说，需要政府通过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来解决。促进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在这里就表现为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

2.收入再分配

在收入再分配层次，政府干预的措施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向居民（家庭）的转移性支出；二是居民（家庭）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再分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来自市场的收入加上转移性收入，再减去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是再分配的结果。转移性支出的主要功能是“提低”，主要通过最低生活保障费、失业保险金等制度来加以实现。税收最主要的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不时可见“限高”的要求。

现代社会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总体上在下降，个人所得税的“限高”功能受到限制。再加上富人有更多的手段规避高税率，资本利得、资本所得、财产性所得等所适用的税率低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这导致不少富人的平均税率低于中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多发挥的是财政收入筹集的功能。近年来，中国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确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劳动所得相对于资本所得，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更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逆向调节的作用。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个人所得税“限高”政策的实施需要特别小心。就这样的社会而言，真正的高收入群体是很小的，最高边际税率以及高税率所对应的群体设定需要特别谨慎，以防误伤真正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从而影响“扩中”目标的实现。对于极高收入的个人，可以探索适用更高的最高边际税率。

财产税较少，确实是个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没有什么财产，有没有财产税，对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财产规模较小时，有没有财产税，财产税调节的力度小，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当财产规模扩大，财产多少已经成为区分贫富的重要因素时，没有财产税，意味着财产性收入不会得到调节；财产税体系不健全，财产性收入调节程度较轻，财产因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就容易扩大。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财富课税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现代税制可能更需要用财富税替代财产税。

国际税收竞争，导致不少国家更加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调节功能。国际税收竞争，仅仅依靠一国力量是难以改变的。一国所能做的是积极应对。真正解决问题，需要各国联合行动。

3.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所建立的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政府调控的补充。狭义的第三次分配仅包括慈善捐助，是指社会公众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其实质是高收入者阶层的资源捐献，利用社会的机制来援助低收入阶层。（李实、万海远，2018，第218—209页）

经济增速、慈善捐赠和三次分配，慈善捐赠规定设计良好，有助于第三次分配。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可适当放宽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条件，让公益性捐赠更加便利，让公益性捐赠蔚然成风，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一些重点措施

1.夯实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基础，促进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经济基础。经济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要靠产业发展。要围绕困扰经济增长的关键难题，进行攻关，这里重点是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立足新发展阶段，政府应将支持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通过产业生态环境的重塑，释放出市场活力。为此，需要深入分析市场情况。供应链出问题，市场活力肯定受影响，但并不是所有供应链出问题，都需要政府出手。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层面遇到的问题，不见得就要政府干预。只有一个行业的企业普遍遇到难题，才可能需要政府去解决，才可能需要政府干预。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因这也可能是结构优化给行业带来的问题。

科技自立自强对一个大国来说至关重要，对形成良好产业生态有基础性作用。科技自立自强，是要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解决“卡脖子”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的贸易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背后往往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更凸显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性。这种问题不解决，就可能严重影响甚至危及整个产业发展。政府支持科技自立自强，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卡脖子”状态，促进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关于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有适宜性技术与先进技术之分。最为先进的技术是核心关键技术。并不是所有企业发展都需要先进技术，多数企业只要适宜性技术，即够用就好的技术。传统经济中的良好产业生态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先进技术，而是适宜性技术以及工匠精神。新经济的发展也不一定全部需要先进技术，但需要适宜性技术。先进技术的突破对于一国良好产业生态的形成来说，最重要的是夯实良好产业生态的基础。

关键核心技术往往是就特定时期产业发展而言的，未来的关键核心技术在哪里有不确定性。这需要未雨绸缪。预测未来是困难的，但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完全可能应对未来的挑战。适宜性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往往不是没有技术，而是市场主体担心市场需求有问题，因担心市场风险而不能充分利用，这是在市场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全球格局下，传统上视为经济的问题，并不见得仍然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密切，强势国家的政府强迫企业服从政治目标，导致多输的结局。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出发，财政支出还要用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区域技术中心建设。当然，相关的财政支出项目需要加强公共政策评估，通过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以尽可能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2.建立基本收入制度

适时引入基本收入制度，通过发放基本收入，保证最低收入水平。所谓基本收入（basicincome），又称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come）是指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拥有领取一笔固定金额收入的权利。基本收入在政治上迫在眉睫，主要是当前经济和社会政策导致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严重恶化，并随时可能令社会崩析。“基本”是就最低程度而言的，代表一笔能让某人在极端状态下，在他所属的社会中存活下来的金额。基本收入所发放的对象是“全民”，是指给经常性居住在特定区域、省或国家的每个人发放。基本收入发放给个人，是每个独立的个人，不论婚姻、家庭状况如何。基本收入发放“无条件”，不设定收入条件，不进行财力调查；不设定支出条件；不设定任何行为条件。基本收入定期发放，统筹建议每个月发放一次，也可以频率高点或低点，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发放。（斯坦丁，2020）之所以提基本收入，是因为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现在遭遇三方面危机：人们怀疑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可能性；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取性不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可能对其可能性提出质疑；认为增长可取又可能的人也有理由质疑，经济增长能否为失业和工作不稳定提供结构性解决方案。（范·帕里斯、范德波特，2021）这存在一定争议。有的担心发放基本收入养懒汉，有的担心财政上不可行，有的担心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有的担心可能出现移民潮，有的担心成为政治大选前操纵的工具。对于这些担心，只要采取适当措施，都可以得到消除。在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形成，各种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也已经存在。关键是在适当时候，做好与基本收入制度的衔接工作，确定基本收入的标准，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推行。

基本收入制度下，基本收入的水平可以随经济增长而提高。这可以用更有效的方式让社会成员尽快公平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

3.打造对口援助升级版，增强受援助地区的造血技能

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当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各省份内部也有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促进了西部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口支援具有中国特色，实质上是一种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转移支付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一起为受援助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缩小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对口援助有必要打造升级版，即以提高对口援助的绩效作为中心内容，促进受援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目前的对口援助方式在形成合力上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多地针对一地的对口援助，需要加强政策协调，减少资金的重复投入和浪费。对口援助和纵向转移支付如何结合，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总体上看，可以通过受援地区政府预算的进一步优化，让对口援助资金或相关财源财力都能转化为资金，在当地政府预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以纳入预算绩效评估，从而进一步评估对口援助政策的效果。

国际援助的一些失败教训也可在国内的对口援助中加以吸收，相关经验也可以借鉴。对口支援要变输血为造血，需要在受援地人力资本和公共资本的打造上狠下功夫。一地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这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功能区定位，实现当地的高质量发展。受援区域的发展，要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要求，充分利用全国统一市场的有利条件，实现合理的发展。

4.实行中国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建议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内，实行中国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增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信心。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基础。各地情况不一，应充分发挥各地，特别是省一级政府的积极性，因地制宜，靠发展经济来为当地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支持。对于少数仅靠地方力量难以完成倍增计划目标的省份，中央政府可通过统筹的办法，通过增加必要的转移支付来加以帮助。

中国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充分利用国有资本、国有土地和国有资源较多的优势，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要加强统筹，增加一般公共预算的财力，专项用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在国有资本收入的筹集上还有优化空间，应更充分体现国有资本是全民资本的要求。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施离不开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只有宏观经济稳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经济基础才可能进一步夯实，倍增计划实施的风险才可能尽可能得到防范和化解。加强宏观经济治理，做好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有机协调工作，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尽可能充分的政策支持。

解决不公平问题难度大，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变，也需要紧密跟踪。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仅要加强具体公共政策方案的设计，而且落实细节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可以为全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经验支持，要对示范区建设的经验加强总结并加以推广。另一方面，国际合作也需要加强。累进所得税税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国际合作。全球企业最低税制度的确立，BEPS行动计划的制定，已经为全球税收治理合作开了好头。国际合作不限于税收领域，而应该是更全面的，可以为多项公共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撑的各个领域。

文章来源：《财经智库》2021年第6期。本文为原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