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素教授

王文素教授以社会共同需要论作为理论基础，从源头上探讨财政与国家治理共同面临的问题。社会共同需要是明确财政起源的前提条件，当非直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两个以上族群定居在相对临近的区域时，就产生了超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单个族群的共同需要——氏族社会成员共同需要。当人类社会进入到超过两个非直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群落之后，一定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两个族群以上的氏族首领（机构）来协调公共事务，解决共同的需要，即公共权力机构。公共权力机构可能分为氏族社会、部落联盟、国家、政府、政权，本研究主题中的国家实际上也是特指公共权力机构，而不是地域的概念。公共权力机构和财政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和出现了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初衷”相悖的结果。

在社会共同需要出现后，社会成员的需要使得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公共权力机构负责组织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公共权力机构是一个实施机构，需要资源来提供产品和服务，财政便负责筹集资金和提供公共资源。公共权力机构和财政同时出现之后各司其职，目的和初衷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虽然公共权力机构和财政产生都出于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公”原因，但在产生之初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在客观上背离了“公”的属性。虽然人类一直在试图改变这个状态，但客观上只能承认并受这个规律的影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只能修正自己的行为，使公共权力机构和财政尽可能回归“公”的初衷。

王教授从两方面阐释了悖论，第一是公共权力机构与财政的起点悖论，虽然公共权力机构与财政出现的初衷都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但在设立之初便有一个宿命缺陷，即公共权力机构只能由少数人履行职能，实施对多数人的治理；财政机构也是由少数人负责，对大多数人征税。这就潜在、客观上使公共权力机构和财政难以真正保持公共的属性，尤其是在人类产生私有观念之后。第二是发展悖论，从历史的长河看，公共权力机构和财政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公共性。但发展中延续了与初衷的悖论，虽然人类在主观和客观上修正，但是事实上：1、国家（典型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决定“财政现实与产生初衷”间的背离度增大；2、现代预算制度的产生使“财政现实与产生初衷”间的背离度缩小了；3、目前发展的趋势是二者一直在逐渐接近，但没有契合。在提出国家治理与财政发展中“初衷悖论”后，王教授回顾了国家治理与财政历史，并结合史实和历史上的论点进一步阐释了上述悖论。

最后，王教授基于“初衷悖论”及其规律的客观性进行了反思。从历史上考察，公共权力机构被称为氏族社会、部落联盟、国家、政府、政权，财政（不是指这个词本身，而是其实质）与公共权力机构同时产生，但先于“国家”的产生而存在，“国家”产生后，“国家治理”成为“国家管理机构”组织的政治活动。尽管在“国家”产生后，财政成为国家统治集团实现其国家治理目标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并且统治集团为了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必然会尽可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共同需要，但“财政”与“国家”设置本身就隐含宿命缺陷，这导致“财政”和“国家”都天然具有相对的“非公性”，并导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初衷悖论”。这种相悖无法消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契合的目标，这是财政与国家产生后共同的发展规律，在相当长时间内也不能完全解悖。对财政人来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长期努力的目标，人类一直在路上——不是人类不想实现这个目标，而是无法冲破客观条件和技术条件的约束。即使如此，也不能够忘记“初衷”，即财政的一切活动，一切改革，都必须围绕各个时期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

吕冰洋教授

主讲结束后，吕冰洋教授进行了评述。吕教授指出社会共同需要论是财政学界很有代表性的思想，用社会共同需要来探求财政起源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他还指出财政与公共管理的关系涉及到预算制度的建设，预算制度建设就是通过财政组织活动，最大程度地满足公共需要，消除悖论，但是目前该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分析和量化分析上还存在较大的难度。最后，吕教授从传统文化与财政思想的角度出发，提出应该在学习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思考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建设。

最后在问答环节，与会师生就公共权力异化、财税调控、财政职能、公共财政支出、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至此，“财政与国家治理”高端云讲堂第八期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