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凯副教授

和文凯副教授指出，现代财政国家是国家财政制度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国家治理则是国家形成以来始终存在的问题。国家治理与国家权力正当性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包括内部治理能力和对外战争能力两个方面。在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上，国家与社会中财政制度运作的良性互动，直接影响到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基于此分析框架，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和考察清代中国的财政制度，和教授将清代中国1684-1911年之间的财政制度变迁，与1533-1780年间的英国和1640-1895年间的日本做全面比较，对清代财政和晚清财政进行再评价，讨论清代国家能力发展的连续性与局限性。再评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前，或者英国和日本尚未完成制度变化前；第二阶段是各国财政制度变化后。

早期现代时期的国家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内治理而不是对外战争方面的表现，各国国内治理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保护民生福祉，以维护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早期现代英国（1533-1640）叫做家产制的国家财政，王室政府的经常性收入主要来自国王占有的土地、矿山和进出口关税三个部分。而由于王室没有足够的经常性收入、和平时期也没有议会批准征收的特别政府收入，如何解决跨地区公共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成为最困难的问题，例如海港疏浚工程、河塘坍塌修复工程等。早期现代日本（1640-1858）是近似联邦制的国家，幕府作为中央政府，在外交、铸币和对外贸易上有垄断性权力，但对大名领主管辖地区没有征税权。而在十八世纪农业和国内贸易大发展的情况下，引起了跨领地的公共物品提供问题，例如修建高堤长堤以增加农地。对于大名领主而言，参勤交代和幕府指定的国内公共设施兴建和修复的费用则成为大名领主沉重的开支负担。为解决债务负担，催生出大名领主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与明治政府的经济政策存在相当的连续性。早期现代中国（1684-1820）属于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采取定额制管理政府收支，同时也使得收支缺乏弹性。相比早期现代时期的英国和日本，清代中央政府在跨地区财政动员的国家能力更强，更有利于大规模公共物品的提供，但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满足社会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需要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地方性水利工程等公共事务的兴建和维修。

现代财政国家基于集中管理的征税官僚制度，以集中征收管理的间接消费税作为担保，从民间金融市场募集长期贷款，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国家财政动员能力。英国在1642年内战之后转变为租税国家，并在1680-1760年间建成现代财政国家制度，使得不仅能够支付英国十八世纪对外战争的巨额经费，也支撑着政府本身极其惊人的贪腐。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建成现代财政国家制度，使得日本1882年后在国内大举发行长期债券。现代财政国家虽然极大增加了两国的国家军事动员能力，但是英国和日本都忽视了国内治理。晚清中国则延续传统的财政国家制度，既没有集中征税的官僚制度，也没有发行长期国债。具体而言：从鸦片战争前对地丁钱粮的依赖，到晚清以厘金和关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这与英国、日本相似，但是没有集中规模生产的大宗消费品供政府就产地征税。从鸦片战争前单一的中央集权财政变为中央和督抚的财政分权制度。这种中央管理下的分散型财政运作是传统财政国家的延续，例如大规模工程户部指拨、民生福祉问题继续与地方社会合作等国内治理模式。至于晚清国家能力发展的可能潜力，增加外债或者试图在国内发行长期国债是1894年前晚清政府增加国家能力最具可能性的方法。

根据上述内容，清代国家能力在1684-1911年间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连续性，特别是在国内治理和国内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而清政府在国际战略上的保守和对日本战略的误判，例如甲午战败与庚子事件，导致其财政能力可能的发展潜力没有得以实现。综上，和教授认为在讨论财政制度时，既要考虑到财政制度本身的技术问题，又要考虑到财政制度发展和背后的经济发展、金融资本发展的关系，最后从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角度，思考国内治理方面的政治性问题。

马金华教授

主讲结束后，马金华教授进行了评述。马教授指出，从早期现代国家到现代财政国家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正当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但财政制度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她认为财政国家的概念要建立在两种信用模式之上，考虑不同国家的货币体系和财政监督体系。

最后，在问答环节，与会师生就清代金本位制度、厘金制度、盐专卖制度、地方财政预算制度、国库金制度、对外战争的作用、财政收入和管理应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至此，“财政与国家治理”高端云讲堂第6期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