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教授

何平教授认为，14-15世纪世界历史近代转型和全球化时代对应的中国明清时代，即1368年明朝建立到辛亥革命帝制时期结束的1911年，可定义为传统中国转型期。财政货币问题是了解传统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指标，这一时期的货币和财政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和思想文献是理解传统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途径和重建货币与财政理论的思想资源。讲座由此分为导语（两个框架）、货币视角的货币—财政关系、财政视角的财政—货币关系及结语（传统中国货币—财政关系的学科意义）四个部分。

在导语部分，何平教授指出，研究传统中国转型期的财政与货币关系，主要基于两个分析框架。一是中西方“大分流”的分析框架。在1800年中西分流已经完成，所以，考察1840年之前传统中国货币—财政关系的框架，放到中西方大分流的整体框架中，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为参照，可以更加清晰地透视传统中国货币、财政活动和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特征。传统中国特有的货币与财政特征刻画得越是清晰，越是能够明了中西分流在货币与财政上的不同表现及其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制度塑造的状态。以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发现为起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在16、17世纪以后与中国逐渐“分流”，西方国家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中国仍然停止在集权专制的传统社会。中西方社会发展差异逐步扩大，突出地表现在货币与财政活动及其制度建构的分流上，所以，货币与财政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是分析传统中国转型期所处困境、应对策略及其前途的绝佳观察对象。二是“财政国家”建构的分析框架。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所处的时期，中西方“大分流”已经完型，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中国被动全面开放。西方先进国家已经进入财政国家建构的实质阶段，以近代“财政国家”建构的框架来考察近代中国货币—财政关系，能以近代财政国家所具有的国家信用支撑信用货币制度的特质，清晰地映照出近代中国货币、财政制度的缺失以及两者关系的扭曲，进而揭示货币-财政制度建设上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状态和国家制度建构的困境。

在第二部分，何平教授从货币出发来讨论货币—财政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制度变革的财政动因，二是货币的选择与使用对财政活动和财力形成的影响，进而对国家制度塑造与治理能力的影响。

何平教授首先讨论了中国“白银时代”白银的使用及其财政影响。他从梁方仲先生的明清货币使用的“两个世界”（白银+铜钱）和近年刘志伟教授提出的“贡赋体制”下的货币与市场出发，探讨白银的主导货币地位及“白银+铜钱+私票”多元并存互补流通的复合货币结构与财政活动的关联。具体地，从贡赋体制下市场的特征和白银使用的原理、官方与民间不同的用银动机（“白银陷阱”的形成机制）、货币流通的两个世界、货币供给侧上官方货币主导权的丧失、多元复合的货币结构等主题，讨论了货币的选择和使用对财政的影响及其意义。官方将白银当成贵重资产和跨期财富占有的工具（偏重货币的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职能），破坏了民间市场白银需求的满足（偏重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在白银供给主导权来自海外和民间的情形下，国家及其官僚队伍与民间市场主体形成白银争夺的对立关系。而多元复合货币的使用，在官方赋税纳银的情形下，不同货币的转换成为官员税收征管中加征攫取的机会，导致民众负担加重。

在货币制度及其变革的财政动因方面，何平教授分别在“大分流”框架下讨论了明代的“大明宝钞”，在“财政国家”建构框架下讨论了清代咸丰年间的纸币发行。作为无准备、无数量控制和无兑换安排“三无货币”的大明宝钞，在洪武“实物型财政”体制下仅在支出端使用，形成“跛行财政支持”的格局。而紧缩纸币利用“户口食盐钞”等新设税种来实现，形成独特的“通胀税”。而咸丰年间的纸币发行，王茂荫初始提出的改革方案可以称为以国家税收4000万两白银的四分之一为限额（1000万两）的一种特种票据发行，他特别强调民间当铺和钱庄的参与，借助民间的信用机制来维持这种特种票据的信用。清廷实际推行的票钞发行，不讲求准备，成为一种仅仅依靠皇帝谕旨的国家纸币发行。“大明宝钞”和咸丰纸币对应的是西方信用货币制度和本位制度建立的时期，在“大明宝钞”条件下，缺乏民间市场主体与其议会代表合力建构的西方信用货币制度的制度塑造，在咸丰纸币条件下，缺乏西方财政国家建构下国家信用支撑的信用货币和央行主导下的本位制度的建立。“白银时代”的中国形成“有货币，无制度”的局面，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进而形成“君主—臣民”关系下的国家与市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社会失序。

在第三部分，何平教授从财政视角出发，讨论明清时期的财政-货币关系。他首先以“税收驱动货币”的概念考察了白银货币从民间社区-区域货币，在“一条鞭法”赋役征银的条件下成为全国统一主导货币的过程。在作为国际货币的白银在中西贸易往来推动下，通过赋税纳银的过程内化为明代主导货币的逻辑理路下，澄清了“白银货币化”的区域货币定位和“货币白银化”的全国统一货币的内涵。第二，他通过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地”财政赋税制度改革，在考察了白银货币的使用促使税收标准化、规范化和定额化的基础上，透彻地分析了定额化赋税引致“不完全财政”的过程及其影响。明确指出，“不完全财政”不仅体现为官员薪俸、地方经费和军费上存在制度性的支出缺口，更重要地还体现为“没有地方的中央”，地方机构和基层政府管理人员的虚悬（部分学者误读为“小政府”与“自治”）。第三，他讨论了事实上存在的“地方财政”复原问题，货币使用和选择中货币所发挥的调节赋税轻重负担、积累地方经费、形成赋税货币征额的货币职能之外的特殊功能和机制。只有通过反映地方财政实践活动的民间文献复原客观存在的“地方财政”，才能全面了解考察期财政活动和国家治理的真实图景。第四，考察了“财政国家”建构下的近代中国财政。首先讨论了直接税制度建设的缺失。在近代“国家-公民”关系的建构中，直接税最能体现权力与义务对称的宪法民主制度特征，比如所得税在战时可以充分地发挥富人-穷人社会责任合理分担的功能。其次，讨论了“不完全财政”的近代变种。近代财政内容与形式的模仿西方（关税、厘金之类）、财政程序的形式模仿（预算实验），都说明近代财政在本质上仍没有摆脱“不完全财政”的制度框架。地方财力扩大的非法律约束，实属对“不完全财政”的便宜行事和自行补救，与分权无涉。地方首脑的财政自决和“预算实验”，从“一姓独断”到“多头割据”，实际是原有体制的地方复制。及至1911年清朝覆亡，其财政体制都在旧有的范畴内打转，关键在于集权专制的制度环境依然未变。

在最后的结语部分，何平教授讨论了传统中国货币与财政关系的学科意义。从财政视角来看，专制制度下的王朝周期问题（自律的修复机制）和不完全财政下“中饱私囊”的制度基础今天已经不存在，可能对工资设定的合理化及其基准-高薪养廉提供借鉴。在财政收支的合理化方面，对“贡赋体制”下的财政运作和“君主-臣民”关系越是透视得清晰，越能明了“现代财政国家”的制度建设目标，在于建立宪法和民主制度下新型的权利-义务对称的“国家-公民”关系。这种目标的实现程度，直接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从货币视角来看，明清货币历史及其与财政关系的考察，对于认识“货币主权国家治理的历史与逻辑”（市场层次的不统一引致的“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与国家治理）、银行体系下信用货币的缺失何以成为近代转型的根本障碍、本位制度隐含着完备的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一国一通货”的历史性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何平教授最后指出，由于时间的限制，此次讲座只是以几个点和两条线索概略地讨论了传统中国转型期的货币-财政关系及其意义。希望今后以更加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考察期货币与财政关系的梳理和探讨，利用中国货币与财政的历史与思想资源为重建现代货币与财政理论作出贡献。

刘晓路副教授

主讲结束后，刘晓路副教授进行了总结及点评。刘教授高度评价了何平教授的讲座内容，同时认为何教授提到的“西方财政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及“不完全财政”对未来的研究教学工作及新教材的编写工作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何平教授的讲座内容充实，比原计划超过15分钟。最后，在问答环节，参与讲座的校内外学者和师生就“大明宝钞”的发行及回笼、明清时期是否存在地方财政、债券，债信与货币发行、“明清停滞论”等多个重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讲座在意犹未尽的问答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