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斌教授

马教授的讲座从一个悖论开始：专制王权国家（Absolutist regimes）的君主权力非常大，但和宪政制约的国家（Constrained regimes）相比，为什么他们向民众攫取得反而更少，财政收入反而更低？即为什么会出现强权力和弱治理（strong government and weak governance）的矛盾现象？

为解答这个悖论，马教授首先从清朝财政的实际运作出发，构建了一个包含皇室、精英（官僚）和百姓的三方博弈模型。对于皇室来说，短期财政收入增加相对于统治延续来说是次要的，因为统治者要预防因可能的抗税运动而带来的王朝倾覆的风险。因此，皇室会放弃短期税收收入的最大化而追求维护长期回报。在信息不对称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皇帝只会选择“蒙住眼”，限制中央层面的攫取之手，默许地方行政官员一定程度上的腐败和滥用职权作为对官僚阶层的激励，以维持王朝稳定，延续王朝统治，减轻加赋可能带来的抗税叛乱对帝国统治的威胁。这一模型也同时指出，集权王朝之所以会更倾向于征服相邻国家与地区，并非出于经济扩张的考量，而是为了同化，即减少地区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减少中央政府的军事财政压力。

随后，马教授从时空两个维度，利用实证证据，对比分析了中国自清朝至民国的演变，以及与英国、荷兰等西方近现代国家在征收机制、纳税人权利、分权体系、海关体系、金融体系和监察体系等一系列制度差异，重新审视了政府财政税收逻辑，揭示了国家财政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清朝的财政系统高度集中且缺乏地方政府财政，财政能力贫弱。18世纪清朝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只有3%-5%左右。正式税收转移支付到地方的部分不足以满足正常行政管理需要，于是各个层级的地方官吏都非常依赖非正式渠道的苛捐杂税，以支撑地方事务运作。在出现战争、自然灾害等冲击时，中央政府更是面对极大的财政压力。由于缺乏可信承诺，中央政府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等借款形式向社会力量筹措资金应对冲击，只能采取例如出售官爵、强制上贡、征用充公等短视的财政榨取手段。不过，马教授也特意提到了清朝前期一直存在将非正式税收纳入正式税收的尝试，雍正皇帝推行的“火耗归公”即为一例。

近现代国家的发展证明，依靠可信承诺建立健全的国家财税制度，通过税收作为抵押建立公债制度和二级市场体系，会促使国家建立完善的财政收支体系，大大提升国家能力。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财政税收制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首先，强势的代议制机构与有限王权的结合，落实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确保了税收的限度和合法性。同时，中央地方关系明确，地方议会拥有固定收入与支出的自由。此外，为了更好地管理国王的债务，商人团体于1694年专设英格兰银行，这一机构位于伦敦金融城内而免于王权的直接干涉。独立的英格兰银行后来也成为了英国的中央银行，承载了发行票据、纸币等更多职能，深化了英国的财政金融体系。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的财政金融体系也借鉴了英国的一些制度特征。这样的制度虽然在传统的皇权中很难存在，但这也是自清朝至民国以来一系列财政金融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因。

马教授的讲座接下来转入了中英比较的历史视野。自晚清至民国，中国现代金融和财政革命是与海关及租界建立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海关的建立对现代金融发展极为重要呢？如前所述，在海关建立以前，中央政府缺乏可信承诺，而由赫德管理的独立海关的建立使得清政府可以以关税的收入作为抵押发行公债。此外，租界的兴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的公共租界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发源地，也是最早的金融中心。当时租界中最有名的汇丰银行，虽然是遵照英国法律在香港注册的银行，但在很长时间里主要的业务中心在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大银行也都开始以上海为中心扩张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形同虚设、地方连年征战，而在中央权威出现真空时，地方政商精英主导的变革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模仿西方建立现代银行体系是重大的地方变革措施之一。这段历史证明，现代财政金融制度并非凭空出现的，它与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对于彼时的上海，自治城市的兴起、政商精英的活跃和西学东渐带来的现代思潮与实践，加上中央干预的缺失，为上海成为民国财政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魏文享教授

主讲结束后，主持人魏文享教授总结指出：马教授在比较视野下讨论了传统财政体制的内在悖论，同时也分析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财政本身的发展路径以及财政内部制度构建的问题。马教授的分析非常关注财政和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不是单纯地从财政的收支结构本身出发，而是对国家形态、制度运转、纳税人权利、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运行等方面都进行了综合性探讨，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在问答环节，马德斌教授就“伦敦、上海租界基于财政能力的讨论”、“近代转型中，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精彩互动。至此，“财政与国家治理”高端云讲堂系列第4期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