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珺研究员

马珺研究员认为，中国财政学正处在自身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当前财政学专业在中国面临很多困难、处境窘迫，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财政学科的存在受到威胁，纷纷被归并至经济学系或公共管理学系，坐实财政学二级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在财政学西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创新的诉求也非常强烈，教育部财政学专业教指委正努力推动财政学成为一级学科，旨在提高财政学科地位，可见学界的分歧十分明显。近年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等重要会议，均涉及财政学科建设重要话题；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都成为回顾和评价中国财政学发展的契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学的设想和畅议不绝于耳。本次讲座旨在回看中国财政学发展过程中所借鉴的思想资源及其发展史，简述新中国七十年财政学发展的逻辑，评价当前财政学理论创新诉求。

本讲座援引美国财政学家Richard Musgrave关于影响财政学发展三大因素的见解。Musgrave提出塑造财政学的三大因素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以及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马珺研究员认为，这一框架也可用于讨论中国财政理论的演进。

中国财政学发展吸取了英美、欧陆和苏联财政学的思想资源。Backhaus和Wagner对英美和欧陆两大西方财政学传统做了总结归纳（如下表所示）。最初，英美财政传统和欧陆传统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Adams Smith和Johann Heinvich Von Justi可作为英美和欧陆财政学的两大典型代表。尽管二人对国家角色的看法不一，但他们也有很多共性，都是以主权者利益最大化作为分析基点。在这个阶段，英美财政学在系统性上更胜一筹。19世纪中期以后，两大传统的对立变得越发明显。在以Edgeworth为代表的英美财政学者看来，财政和税收是在取得既定收入的前提下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奠定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范式；而以Wicksell为代表的欧陆财政学者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不能假设有一个君主为社会做决策，财政结果是在投票、讨论、讨价还价等交易过程中达成的。20世纪上半叶，二者之间的差距更大，以庇古财政学为主流的英美财政传统得到很大发展，而欧陆传统由于历史原因发生了断裂和停滞，世界学术中心向英美转移。20世纪中叶，Musgrave在接受英美新古典经济学最大化范式的基础上引入了欧陆财政学交易分析范式的部分内容，并强化了公共支出分析，奠定了当代主流财政学的基础。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主流财政学也在此获得发展。就美国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古典主义财政学就完全取代了美国本土的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财政学而成为主流。新古典主义财政学坚持国家干预，崇尚科学主义、形式主义，更为依赖财政数理分析，不仅主导英美财政学界，其影响还扩展到全球。自此，主流财政学的发展受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对政治、社会和历史因素的考虑逐渐减少，直到20世纪晚期才有所改观。

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新生代财政学家James Buchanan挑战主流财政学，他系统阐述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主观主义，提出个人主义国家观与有机主义国家观对抗，并基于国家观和方法论的不同，倡导建立交易范式财政学，以区别于主流的配置范式财政学。后者是将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应用到对财政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而交易范式财政学是将交易范式经济学方法应用到对公共部门中交易行为的分析。在经济学基础、方法论、国家观、政策作用机制、政策结果等一系列问题上，配置范式财政学与交易范式财政学均有很大差别。今天，配置范式仍是财政学主流，而交易范式财政学，除了个别工具和观点被吸收到主流财政学中，作为一个财政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发展起来。

在Musgrave看来，上述影响财政学发展的三大因素中，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学向配置范式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变化有关：经济学在1950年代的公理化、形式化，在1960年代的实证化，在1970年代的应用化，使得这门学科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具经验性、科学性的学科。1950年代以后，财政学亦步亦趋地跟随经济学而发展，也获得了与主流经济学同样的特征。Harvey Rosen认为，至20世纪90年代，主流财政学逐渐以主流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成为了微观经济学的应用学科。Raj Chetty 对财政学发展的回顾性研究也表明，1980-2010年以来，财政学逐渐和经济学融合，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今天中国的主流财政学在追求国际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袭了英美主流财政学的缺陷。这表明在利用域外学术资源时，怎样评价、取舍，使不同传统互相补充，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

布坎南从欧洲大陆传统中复兴交易范式财政学的努力，尽管导致了公共选择研究纲领的成功，却未实现重建财政学的目标，他的学生Richard Wagner坚持继承和宣扬其思想，并与其他思想家一起，共同提取了公共选择研究纲领背后的欧洲大陆财政学传统，把布坎南赞同的演化主义思想的概念提炼出来，并整合了公共选择、奥地利学派、意大利财政学、演化经济学等，提出一个社会理论取向的财政学框架。这一基于人类行为学的财政理论，抛弃了福利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革命性地提出了取代它的新思路，蕴含着重大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回看了中国财政学借鉴的西方思想资源及其发展后，马珺研究员讲述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英美的财政学资源，建国后转为走苏联道路，借鉴苏联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财政学。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欧陆财政学传统在西方的复兴，该传统在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思想源流看，目前中国财政学发展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英美传统在近十年来风头最劲，成为绝对主流，但新兴的欧陆传统也很有实力，苏联传统虽然式微，但其影响深远，并未绝迹，并逐渐演化成新的中国传统财政学。

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还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可分为四大阶段，如图所示：

其中，国家分配论的提出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成果；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理论探讨，则基本上是前一时期争论的理论回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与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论理论应运而生；2013年之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提出建立现代国家，要求与建立与现代国家治理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也催生了一大批关于财政理论创新的讨论。

新中国财政理论70年发展历程中，曾有两次重大的学术资源引进过程：一是1949-1956年苏联学术资源的引进，二是改革开放之后英美学术资源的引进。引进域外学术资源的同时亦伴随着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探索，这些探索和创新明显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制约。例如，建国后我们借鉴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财政学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服务的，它立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起点就是要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后来中国学者试图走出苏联理论创建自己的财政学，虽然提出了揭示财政本质的国家分配论等学说，但总体上并没有走出苏联财政理论的逻辑，因为两国影响财政理论的主要因素仍然存在许多共性。

经过两次学术引进，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财政学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是一代政策型学者的崛起，他们重点关注社会政策和社会转型，为治国者理政提供建设性意见；二是2000年以后英美主流传统强势崛起，有着英美高等教育经历的新学人逐步改写学术规则，并掌握了新的学术规则制定权；三是一批中青年学者着手推进欧陆财政传统在中国的生长，以财政视角解释中国制度变迁问题。追根溯源，中国财政学界的这一局面基本上可以视作财政学国际争论在国内的延伸。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表明财政学研究只关注资源配置问题是不够的，还应关注国家治理问题、关注国家长治久安。针对学界提出的各种财政基础理论创新，马珺研究员认为，应从各理论所持的国家观念和方法论上评价其是否有别与传统理论，是否做出了具有研究范式意义上的创新性贡献。她认为我们要回到真实世界中的财政，关注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明确治理的本质是确立社会的秩序结构。应构建更宽广的财政学，而主流财政学重点关注的配置问题仅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马珺研究员进一步反思“财政学应该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她指出，研究自由的个人基于怎样的原则、经由何种机制而使双方或多方获益，在将这一逻辑从私人物品扩展到公共物品时，即实现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公共治理的研究。她认为，应重新反思财政学里最基本的国家观念和方法论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再思考未来财政学的走向。

刘晓路副教授

主讲结束后，主持人刘晓路副教授总结指出，马珺研究员的讲座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财政基础理论问题。他强调基础研究是大事，值得所有学习财政学、关注财政现象的人予以重视。目前做基础性理论研究的人非常稀少，刘晓路副教授借机呼吁与会者对于基础研究有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推动中国财政学的发展。

最后，在问答环节，马珺研究员就“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财政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如何看待演化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财政学是否应以科学伦理学为基础”等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精彩互动。至此，在意犹未尽的氛围中，“财政与国家治理”高端云讲堂系列第19期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