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稳住经济中的短期和长期关系”。把握当下稳住经济的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需要搞清楚背景，要区分出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长期的，这样我们的政策选择才可能与稳增长目标相匹配。

一、稳经济是当务之急。

对于这一次的政策研判是源于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要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这一政策基调都在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是现在的形势非常紧迫，需要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稳增长的要求。

图1 各省政府积极响应5月25日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在这一系列的前提背景下，各地卯足了劲，6月份经济指标企稳回升，这其实与投资密切相关。在这一轮稳增长中，和历史惯性一样，投资依然是我们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6-7月之间，部分省份的重大及重点开工项目投资加总就超过了4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总规模约4万亿的投资计划。各个市也在层层加码。

这种让人容不得任何思考的政策调整，或者政策力度的实施，到底是不是一个需要在慌乱中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出现三期叠加，最后一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当政策实施下去之后，经济并没有止跌回升，依然保持继续下行的态势，而且为后续带来很多问题。

2022年这一轮“全面顶格、能出尽出”的政策措施给经济稳增长会不会带来影响呢？下面我们从问题的本质做一个深度解读。我们先从宏观调控的四大指标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2021年1月至今年5月消费一直都是不振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按照统计局的公布数字，上升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工业增加值下降的比较明显，尤其是今年4月；16-24岁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明显新增，这一指标虽然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想象的一个地步；进出口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我们想象的那种巨幅下滑。从各项指标看，相对于过去的36个月，无论是价格、生产、外贸、就业可以看到并没有太大波动，这次的波动只是在5月份有个短暂下降。这次中国经济的暂时性下降，国内疫情是导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原因，俄乌冲突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是一个外因，但这些因素一旦消除，所有的指标都会有所调整。

数据来源：wind指标。

财政收入的持续下降，是我们最为担心的。为了应对这次的经济下滑，可以看到今年2月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是一直保持比较好的水平，只是这次固定资产投资主要资金来源是通过近两个月的债券发行和来自国家预算资金的安排。从货币供应量可以看到，无论M0、M1、M2基本上在近几个月保持相对稳定，尤其是M2在6月份增速还是比较快的。

数据来源：wind指标。

面对这样大的投资规模，财政要想作为一个宏观稳定的工具，首先要有钱。我们先来看看财政的情况。2022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同比下降5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然口径下降10.2%；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28.4%。5月份，仅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规模就达到近3万亿，这样一个数字主要通过发债来解决，仅6月份就发行了1.9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上半年新增债券发行4万亿，我们前面看到赤字近3万亿，还多出1万亿可以被使用，但这1万亿按照国常会的要求力争在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毕。

面对大量的资金需求，我们到底有哪些钱可以来做准备呢？2022年上半年，国债净融资2.8万亿，城投债发行也大约2.8万亿元，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4%，央行净投放现金5000亿左右，贷款增加13.68万亿（同比多增9192亿元，其中仅6月份同比多增6867亿元），存款增加18.82万亿（同比多增4.77万亿元，其中仅6月份同比多增9741亿元），这些净投入市场的资金也是巨量的。

二、稳增长，财政能做什么？

（一）财政要更加加力提效，短期看就是找钱。财政能够找到钱的无非是这三个方面。一是面临国债余额限额、地方债限额。如果预算不调整的话，我们按照人大批准的限额还有3万亿的余量。二是盘活存量资金。从2020年审计署披露的信息看，大约有2000-3000亿资金可以盘活。三是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把各个部门所有的政府资金都统筹在一起使用。

（二）长期看就是要提质，提政策质量。财政政策的政策质量要能够适应未来财政加力的需要，而加力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所以提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种紧急状态下。这里有几个比较具体的政策需要评估。

一是减税降费缓缴还有余地吗？目前大部分减税降费都集中在流转税层面，所得税也有，但所得税减少的力度比流转税多得多。流转税尤其是增值税，大部分都不是企业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减流转税还是开辟新的增量政策？从2020年以来国外一系列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国家都在减税，减税方式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国家主要是减所得税，中国主要减流转税，但我们觉得减所得税可能比减流转税对企业更好一点，在现有财政成本的情况下，这是需要考虑的。

二是留抵退税作用到底如何？这次留抵退税的规模非常大，在缓解了企业资金需求，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给地方财政带来很大压力。不过，也有一些相关信息反映出，有的企业对留抵退税的需求不大，这些企业最渴望的是需求旺盛，订单增加，因此，积极财政政策需要权衡退税增加企业现金流与投资拉动需求的关系。

三是支出还有调整的余地吗？第一，对人的支出与对物的支出。我们都在强调民生兜底作用，但从支出真正的对象来讲，我们对人的支出要远远小于对物的支出。第二，对自然人的支出和对法人的支出。中国很多支出基本都是针对法人企业的，包括稳岗拓岗的奖补政策都是直接发给企业的，很少针对自然人。如果同样为了降低企业成本支出、税费支出，可以让企业少交社保费，通过直接补贴给工人工资减少企业支出，相对于社保费缓缴的政策，我相信效果要比现在好得多。第三，对农村的支出与对城市的支出。现在虽然对农村的支出也非常大，但相对来说发展的重点还是在城市，农村所谓的“三农”问题的解决，虽然有很大的改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部分农村的改进还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这说明支出在未来的调整中，需要重新思考，把有限的支出更多地用在人上，用在自然人身上，用在农村的改进上。

三、财政的最终目标是增效。

为实现稳增长，达到政策增效的目标，下半年尤其要考虑下面这些问题。

一是宏观调控和中观调控财政协调。这次中央下发一个政策后，各个省甚至各个市、县都在积极响应。这种积极响应，我理解为一种中观调控，中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怎么协调，保持互补还是同频，这是未来财政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是分配部门与执行部门的协调。现在财政严格意义上是分配部门，最后的资金是由预算部门来执行的，现在很多钱投下去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考虑分配和执行两个部门之间怎么协调的问题。

三是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需要考虑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如何增加落后地区居民收入、如何更好地配合实现有限财政资金的最大化效益等重要政策问题。

四是增量政策与存量政策的协调。协调增量政策与存量政策，要考虑存量怎么优化，增量怎么创新的问题。

五是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的把握。这次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加大相机抉择力度，使得整个经济对政府决策依赖将变得更强。这必然会干预到市场，我们很难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一下子脱离不了市场对政府的依赖，所以如何更好的优化财政体制，提高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尽可能的降低相机抉择的空间，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六是稳定经济与财政安全的关系。政府那么大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如果大部分钱都来自于债券发行的话，很多的项目由于急促上马，仓促施工，带来的后续不仅仅是财政安全问题，建筑安全也是问题。4月29日政治局会议也讲到发展要安全，这里也包括财政安全。

四、结语。

稳增长是必须的，正增长的重要性更要体现。没有增长稳预期目标很难实现，正增长是保持预期稳定很重要的前提，为了实现正增长，稳增长是需要讲究质量的，不能说今天稳增长的目标实现了，但在后期会带来长久的经济问题，那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还是要有长远战略眼光，在稳增长过程中不能放弃长期优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