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8日上午，人大重阳思想沙龙第36期“中国减税之辩”在北京文化大厦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和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组织10多位著名财税专家和业界精英进行圆桌讨论，深入分析政府减税原因，探索减税之道，审视减税效果。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许生参与了讨论并发表如下观点。

在目前国际国内环境错综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稳中有缓、稳中存忧、下行压力加大的大背景下，这里所讨论的“减税”问题不同于近年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一直在讲的“减税降费”，而是具有特定含义，实质是要讨论在当前背景下，政府是否有必要根据经济景气变化来重新启动和实施逆向经济调节的税收宏观调控。我主要讲四个问题：一是如何客观看待“营改增”的减税效果； 二是当前环境下有没有必要重新启动税收宏观调控； 三是更大规模的减税减费如何操作、效果如何；四是财政缺口如何弥补。

第一，要辩证看待“营改增”的减税效果。“营改增”全面推开以来，部分企业对减税效果感受不明显， 甚至引发抱怨，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除“营改增”后征管效率提高、税负更加公平原因外，“营改增”后原纳营业税行业内部增值税率结构不尽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我个人的研究，要看“营改增”的减税效果，首先需要厘清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一方面，“营改增”在第三产业内部的税率结构是不是合理？ 如果不合理，就会严重影响“营改增”的减税效果。营业税与增值税纳税核算和计税方法有着根本不同。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以后，实际是要对第三产业企业的增值额进行征税，而不同于改革之前的对企业销售收入进行征税。企业增值率不一样，将来缴纳的税收是不一样的。理论上讲，增值率越高，所承受的增值税负担就会越重。实际来讲，在原来“营改增”行业中，由于实行过渡期办法，“营改增” 税制切换当口是可以达到原营业税和改革后的增值税两种税负基本相等，存在一种等负率。但是过渡期之后，随着企业老项目逐步消化完毕， 新项目不断增加， 并且不再实行过渡期纳税办法， 而是按照规范的增值税计征办法纳税，新项目的增值率越高，它负担的增值税负自然就会越高。另外，由于“营改增”税率设计对增值率相对较低的行业，如交通运输业、建筑服务业等，适用了较高的11%的增值税税率， 这就会严重影响“营改增”减税减负的效果，这也是国家将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1%下调至10%的基本原因。这是问题的核心。

另一方面，“营改增” 后工商业和服务业的税负环境相对更加公平了。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种， 与工商业紧密挂钩，“营改增”前一直由工商企业来负担，和实体经济紧密相关。实施“营改增”以后， 就把原来缴纳营业税的服务业行业和缴纳增值税的工商业行业放到了同一税制之下。根据我的个人研究，“营改增”前， 营业税行业税负是工商业企业实际税负的一半左右。工商业企业增值税最高名义税率为17%， 实际税负在8%左右。而服务业行业营业税税率有3%、5%、20%等几档， 但实际税负一直在4%—5%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 与一直实行较低的营业税税收负担有关。“营改增”将服务业置于与工商业相同的增值税税制下，使工商业的税负环境变得相对公平，这是统一税制和实现税收公平的需要，要综合辩证看待。

第二， 当前形势下适时启动适度税收调控有其现实必要性。眼下减税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税问题， 而是短期刺激性政策问题， 它是短期税收宏观调控的问题。这与2008 年的结构性减税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那次的背景和程度与这次完全不同。金融危机前期，特别是2007 年三季度以后连续出现5 个季度的经济下滑，2008 年前三季度GDP 较2007 年全年增幅下降3.6 个百分点，前9 个月CPI 同比增速较价格峰值下降4.1 个百分点，大大超出调控预期； 加之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特大地震等一系列收缩效应叠加显现，迫使2008 年年初开始实施的“适度从紧”政策不得不中途转向。2008 年12月， 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结构性减税随之走上前台。

当前， 我国实体经济主要指标出现下行迹象，国内投资、消费、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下降态势。今年前三季度，GDP 增长6.7%， 比上半年累计下降0.1 个百分点，经济运行稳中有缓、稳中存忧、下行压力加大，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市场预期和信心受到影响， 应当说， 出现了一些与金融危机前期相类似的情况， 尽管经济下行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从必要性看，适度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适时启动税收调控有其现实必要性。

同时， 也正是由于当前的经济波动大大低于上次金融危机爆发前期， 经济下行趋势尚未脱离合理运行区间， 除非有大的不可控因素， 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仍可实现， 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必要性并不突出。进一步扩大积极财政政策、进一步减税应以“适度”为原则，应尽力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

第三， 当前减税应将增值税减税作为重点和着力点。减税着力点重点应放在工商业增值税的减税上， 同时配之以健全完善企业重组购并过程中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并适度降低社保合规费率。这一方面既是因为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收负担，另一方面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改革需要， 同时更是均衡工商业税负和服务业税负、商品税负和服务税负，实现增值税调节中性、促进实体经济振兴的客观要求。我们要紧抓不放，促进实体经济的恢复发展。

第四， 具体政策操作和财政缺口弥补。9 月初我在《瞭望》上写的“五问积极财政政策”， 对现在讨论的热点问题都有一些回应。具体来讲，一是将工业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继续降低2 个百分点， 商业、不动产租赁增值税税率一次性降低3 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可再减轻企业税负超过5000 亿元；二是完善资产重组、购并联合中的相关税收政策，建立顺畅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盘活存量，预计可减轻企业税负超过100 亿元；三是阶段性适当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企业缴费水平（分别为2—3 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并适当降低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延缴人员以及失业人员的职工医保缴费率；四是对现行12%的企业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率适当降低1—2 个百分点。预计全年可再减轻企业负担超过7000 亿元。

那么，财政缺口怎么办？我认为可以适当地扩大一些赤字来解决。可在年初赤字基础上再追加4000 亿元赤字，使全年赤字总规模提高至2.78 万亿元，使赤字率保持在3%左右； 同时将全国一般预算支出提升至21.4 万亿元， 使之比年初预算提升1.9 个百分点。考虑到全年财政有所超收和追加的赤字规模，可以保障减税后一般预算仍然可以获得平衡。考虑到征管效率提高和缴费基数相对统一，降低社保合规缴费率后，社保预算会暂时性受到一定影响，但总体影响可控。

责任编辑：刘徵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