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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震:建立共同富裕导向的现代财税体制

时间:2021-11-10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它深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重强调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全体人民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作为践行共同富裕理念、推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探索出一条新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浙江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进程中,应将共同富裕作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核心导向,在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过程中先行先试、重点突破。


一、立足激发全体人民活力和促进社会公平有机融合

劳动创造世界。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全体人民劳动活力创造的结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成为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体制保障。工业社会以来,市场分工体系不断完善、专业化生产水平持续提高,已经成为社会生产效率改善的重要源泉之一。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应以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为核心导向,推动国内市场分工趋于细化、专业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各类生产要素在国内统一市场内自由流动、迸发活力。“高质量发展之路就是激发市场活力之路”,是不断拓宽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市场竞争、运用市场手段、依靠市场致富的渠道和方式。

一方面,财政资源配置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立足于优化国土空间分工布局,顺应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趋势,以人口流动和要素集聚为基准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配置,建立人口流出地和人口流入地的财政资源配置动态调控体系。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体现主体功能区特色的更高标准公共服务体系有机结合,既要最大程度地降低城乡间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阻碍作用,又要突出更高标准公共服务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中发挥的引导功能。另一方面,税收制度要有助于正确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构建以扩大消费需求和增加就业为导向的税制体系,强化筹集收入功能、弱化区域分配功能,后者由财政转移支付来替代,更加激励各级政府改善辖区营商环境、维护统一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同时,优化税制结构,全面巩固前期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进一步深化增值税等间接税改革,加快实施简并税率档次等政策措施,降低其对市场分工带来的抑制作用。

与此相应的是,着力强化现代财税体制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功能作用。要看到激发活力和促进社会公平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现代财税体制的“托底”保障作用,才能够让人民群众毫无后顾之忧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同时,充分激发全体人民活力,为促进社会公平提供更宽松的内外部条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财政资源配置须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对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人群,着重激发其劳动活力,鼓励他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到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中,财政支持手段以就业支持为主,激发其劳动意愿,降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依赖;对无劳动能力的人群,财政要强调基本民生“托底”,合理确定标准以充分、足额保障;税收制度方面,扩大直接税征收范围、提高直接税比重,显著增强直接税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调控能力。


二、紧跟时代步伐把握共同富裕的新变化、新要求

时至今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仍在不断改变着这个世界。时代在变,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容和方式也随之而变。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节点,这对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新要求。

市场资源配置的形态和空间在发生变化,从有形物理空间扩展到无形网络空间,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确保全体人民的数字能力均等化,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要求,亦对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提出了新命题。围绕数据要素的市场分工体系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空间、新领域。数字能力均等化包含双重涵义:第一是数字网络基础设施的均等化。数字社会到来后,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工业社会的“铁、公、基”转变为数字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市场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从区位优势转变为数字能力优势,数字网络的连通性、可得性、普及性、运行速度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因素。今天人们突然发现,离开数字网络后,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和收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成本大幅提升。第二是有效使用数字网络能力的均等化。当前,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的群体在使用数字网络能力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甚至少部分人民群众还无法便捷、低成本使用数字网络,更谈不上能够以起点公平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并提升收入能力。反而,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带来要素分配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数据算法,背后体现的是劳动者的思想创意,劳动要素会因此进一步分化为思想创意型、技术技能型等两类,甚至一旦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能够替代部分技术技能型岗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

为了适应这些新变化、新要求,财政资源配置要从两方面发力,更好地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一方面,着力推动全体人民的数字能力均等化,抹平“数字鸿沟”,实现数据市场准入的起点公平,有效调节不同群体在运用数字网络中的收入能力差异。这方面,财政在为人民群众配置移动网络通讯设备、提供数字网络教育、降低资费等方面应更加有所作为。另一方面,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统筹兼顾,有效应对就业结构变化,加大针对职业教育体系的财政投入力度,支持部分就业人员提升转换职业的能力,特别是拓宽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新增就业渠道。


三、坚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优化政策措施相结合

短期靠智、长期靠治。共同富裕目标的圆满实现,短期依靠优化政策措施,最终要依赖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体系,更加激发制度红利。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现实问题导向,勇于打破束缚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藩篱,特别是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再发力、再突破。深化产权体制改革,尝试为广大人民群众赋予更加丰富、多元的生产要素权能,帮助他们将手中的资源转化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资产,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到了数字时代,通过数据确权为广大人民群众新增可持续的收入渠道,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此外,思想和创意劳动将在社会价值创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完善相关知识产权机制,增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动力、能力,也是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重要领域;完善市场分工机制,关键是要拓宽市场准入、破除市场壁垒;完善交换与价格机制,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多元生产要素市场,加强要素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建设,提升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畅通流通渠道,有效发挥价格在引导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功能;构建信用机制,让信用有价,使得遵守市场竞争规则的群体获得更大的分配份额,等等。财政政策措施要依托于体制机制改革,有效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根据实时经济运行情况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实施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发掘内需潜力、改善供给质量,让经济社会运行更加有韧性、富有弹性、保持流动性。


文章来源:《浙江日报》2021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