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谈再分配，不同的人谈的再分配完全不一样，所以很难说我谈的再分配对，或者你谈的再分配不对。最重要的是如何界定再分配，我想先定义一下，明确一下自己的观点，整体收入不平等说的是基尼系数，而要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只能靠收入再分配。

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且只能靠收入再分配

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而降低整体收入不平等只能靠收入再分配。整体收入不平等主要指的是基尼系数，也就是说，降低基尼系数只能靠收入再分配。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比较大，基尼系数为0.468，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则一般在0.4以下。在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要想将基尼系数从0.468降到0.4以下，就是要靠再分配手段。再分配手段一个是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另一个是个人所得税。两种再分配手段的作用不同，其中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转移支付更重要。通过比较市场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衡量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市场收入不是居民家庭最终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要加上政府转移性收入，再减个人所得税，才是可支配收入。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是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和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差距，这差距还可进一步分解为转移性收入和个人所得税的效应。2018年，中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是0.485，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0.450，两者的差距就是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这差距中，超过95%由转移性收入的效应构成，不到5%由个人所得税的效应构成。OECD国家平均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是0.468，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0.318，再分配政策效应比中国大得多。其中，80%是转移性收入效应，20%是个人所得税效应。如果将OECD国家与中国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差异视为100，那么差异的86%来自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因此，中国与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模式，主要的差异并不在于市场，而在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如果从极端的情况来看，部分OECD国家的市场基尼系数大于0.5，在经过再分配政策调整后，也一般会降到0.4以下。如果将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与中国的模式是类似的。两者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没有太大差异，但因为发达国家的再分配政策调减力度更大，它们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也更低。如果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人均GDP回归，可以发现回归结果是不显著的，即市场收入差距与经济的发展阶段是无关的。

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是不可靠和不稳定的，无法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

作为缩小收入差距的工具，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可能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稳定的。首先，最低工资和工会制度究竟缩小还是扩大了收入差距，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其次，如果对比政府完全不介入教育和介入教育时的收入差距，政府介入教育肯定是缩小了收入差距。但目前义务教育已普及，大学扩招也没有明显缩小收入差距的效应。并非主张不要教育，而是现在通过教育来缩小收入差距已经不太可能。最后，市场形成的收入差距是非常不稳定的。全球化让发达国家的资本得到更多回报，但劳动力需求减少、工资下降，从而收入差距扩大。科技创新让一部分人更有钱的同时，也把另外一部分人的钱都赚了，也导致市场收入差距扩大。以日本为例，1981年日本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是0.3，现在是0.55。但日本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始终在0.4以下。也就是说，日本的例子表明初次分配几乎做不了任何事情，要想让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下降，只有靠再分配。关于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其中一个机制是，经济中存在工业和农业部门，工业部门的收入较高，收入差距一开始也较高，但农业部门持续向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形”的变迁趋势。但实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不同，但他们的市场基尼系数基本相同。皮凯蒂也指出，经济运行中不存在令收入差距自动缩小的机制。而且，历史表明不平等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或技术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市场，期待通过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将基尼系数降下来是不可能的。

收入再分配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且集中于部分人群

我国收入再分配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一般来说，在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会越高。中国肯定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在与中国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是10.5%，而中国实际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只有7.2%。这3.3%的差距相当于17832亿元，如果全部用在农村，可以完全解决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问题。当然，同样作为调整收入的再分配手段，个人所得税在中国也仍然非常低，整个税制还存在不公正的现象。同时，社会保障投入集中于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等部分人群。在2018年的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57%，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13.7%。政府的转移性收入中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占到81.8%。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金无需缴费或交费较少，大部分由财政支出负担。而且，政府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的补贴，远远高于对农民养老金的补贴，相当于是在补贴高收入人群。2013年，行政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是农民养老金的36倍，2018年扩大到38倍。在其他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增加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也会上升，主要是因为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太高。

本文来源：2021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和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再分配政策在共同富裕中的地位与作用圆桌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