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财税之声】· 本文作者：

宋月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邵宝魁，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

汤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构建老年友好社区成为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空间可达性的视角，实证评估了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能够显著促进老年消费，优化老年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升级。机制分析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通过提升老年人健康感知、增加社会资本两条途径影响老年消费。异质性分析显示，低龄、农村、低教育水平、非网民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更能从中受益。此外，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缓解了老年消费不平等。文章的结论进一步强调了增加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投入的必要性，揭示了公共投资撬动消费需求的深层机制，也为理解惠民生与促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催生了潜力巨大的“银发经济”（Silver Economy）。作为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拉动内需增长的新引擎，银发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如何营造支持性环境以释放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不仅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杨菊华、刘轶锋，2025）。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优化老年人生活的物理和社会环境是实现“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和“就地养老”（Ageing in Place）的核心路径。从政策逻辑上看，这一过程并不只是改善设施条件，更重要的是通过环境支持提升老年人的行动、社会参与以及风险应对能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老年友好社区（Age-Friendly Community）建设并非单纯“投资于物”，而是以空间改善为载体、以能力提升为导向的“投资于人”的具体实践（陆杰华、谷俞辰，2025）。

近年来，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在中国的政策语境中经历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已从单纯的民生保障工程，逐步提升为兼具社会福祉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的战略性工具。这一转变清晰地体现在政策的演进轨迹中：从早期《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强调“改善老年人居住条件”，到“十四五”时期进一步与完整社区建设等政策部署相衔接，再到近期开展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政策重心已由保障“住得安全”向引导“活得精彩”拓展。特别是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将适老化改造与银发消费潜力释放联系起来，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政策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居住环境改善，而是被置于增进老年福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释放消费潜能的更大框架中加以理解。

然而，这一政策愿景与既有学术研究尚未建立充分联系。一方面，现有关于老年友好社区或适老化环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对健康结果、生活满意度及社会参与等非经济维度的积极影响上（Pan等，2024；Sun等，2020；倪晨旭等，2024），而鲜有研究系统性评估其作为一种空间干预手段所产生的经济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传统的老年消费研究长期被“经济决定论”所主导，将分析视角局限于养老金、资产等收入端因素（邓大松、杨晶，2019；杨凡等，2020），倾向于将老年群体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归因于预防性动机或代际转移（易祯、朱超，2024），较少关注支持性环境对老年消费决策的潜在影响。换言之，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当公共投入以社区环境改善的形式嵌入老年阶段日常生活时，它如何经由能力提升、风险降低和机会拓展，转化为可观察的消费行为变化。

因此，在国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本文聚焦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消费行为的潜在影响，旨在系统回答以下核心问题：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是否提升了老年消费水平？其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如生存型、发展型）影响有何差异？这一影响背后的微观传导机制是什么？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群所受到的影响有何差异？更进一步地，本文试图说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何以能够超越“设施改造”的狭义理解，成为一种在老年阶段通过改善环境来促进人的发展能力并激活消费潜能的政策安排。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年、2020年与2023年三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首先，在理论视角上，本文突破了传统老年消费研究中“经济决定论”的局限，在“空间赋能”的视角下明确提出“环境约束”是理解老年消费行为的关键前置变量，为理解公共环境投资的经济回报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其次，在机制分析上，本文深入剖析“健康感知”与“社会资本”两条传导路径，揭示了环境改善如何转化为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与能力，为如何优化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消费促进效应提供了政策抓手。再次，在经验证据上，本文为“银发经济”相关政策的精准制定提供了微观依据。通过系统的异质性分析，本文识别了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关键受益人群，表明了其作为一种普惠性政策工具在缓解消费不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表明，面向老年阶段的社区公共投入不仅具有福利改善效应，也可能通过“投资于人”形成促进消费、增进公平与稳定预期的综合政策回报。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社区环境、空间可达性与老年消费

既有文献已初步建立物理空间与消费的正向关联，如商业设施的可达性、街道的步行友好度以及公共空间的品质，均能显著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Yoshimura等，2022）。然而，这一分析框架在应用于老年群体时却显得相对缺位。当前关于老年消费的研究主要被“经济决定论”所主导（杨赞等，2013；邓大松、杨晶，2019），尽管健康约束、数字鸿沟等视角也提供了有益补充（麦东仁等，2025；盛亦男、张猛，2025），但这些研究普遍将老年人所处的物理环境视为一个被动的、同质化的背景，忽略了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能动的变量。对于老年人而言，消费决策不仅受制于“买不买得起”的经济约束，更先决地受制于“能否便捷、安全地走出家门”这一环境约束。

为突破这一局限，本文引入“空间可达性”（Spatial Accessibility）作为核心分析概念，它衡量的是个体以多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并参与活动（Hansen，1959）。一方面，老年友好社区通过完善无障碍设施、优化适老化环境等举措，使老年人能够安全、自主地在社区内活动，有效降低其因生理衰退而产生的体力负担以及出行安全风险所带来的物理成本，破解其“能不能”走出去的现实障碍。另一方面，一个尊老敬老氛围浓厚、邻里关系和谐的社区环境能够让老年人感受到被尊重与归属，从而显著增加老年人户外出行意愿（Zandieh等，2021），化解其“愿不愿”走出去的主观顾虑。因此，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本质，是一项旨在同时降低这两种成本的综合性空间干预。只有当物理的便利性与社会的支持性相结合时，老年友好社区才能真正实现对老年人的“空间赋能”（Spatial Empowerment），即将潜在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转化为真实的消费行为。当社区道路平整、照明充足、休憩设施完备时，老年人外出的物理障碍被移除；同时，安全的治安环境、整洁的卫生条件以及友好的尊老敬老氛围，则能有效缓解老年人对外界环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降低其外出的心理门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越高，老年人家庭消费支出水平越高。

（二）传导机制：从空间赋能到多维资本提升

除了上述直接效应，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所带来的空间可达性提升，还会通过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感知以及增加其社会资本间接影响老年人的消费行为。

第一，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能够通过改善健康感知与降低风险预期促进消费。物理层面上，空间可达性的提升为老年人安全地进行户外活动创造了条件，这有助于增强老年人外出散步与锻炼的意愿，从而延缓其生理机能的衰退进程并促进健康资本积累（Pan等，2024）。社会层面上，一个安全、整洁、守望相助的社区氛围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出行安全焦虑，减少因环境压力带来的心理负担与精神损耗，使其在面对生理衰退时仍能保持对自身健康状态的掌控感与正面评价（倪晨旭等，2024）。而身体机能的改善能够显著增强老年人对未来健康状况的积极预期，进而降低其对潜在医疗风险的感知不确定性。当老年人不再需要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高额医疗支出而过度缩减开支时（DeNardi等，2010），被“预防性储蓄”挤占的消费空间便得以释放，从而激励其将更多资源用于当期体验，增强对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发展型消费的偏好（李雅娴、张川川，2018；麦东仁等，202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老年友好社区建设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感知促进其消费

第二，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能够通过增加社会资本促进消费。社会资本，即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的资源，是影响经济行为的关键非物质资本（Putnam，2000）。空间可达性是社会资本积累的物理基础，直接决定了老年人参与社区生活、构建社会网络的可能性。老年友好社区通过打造便利的公共交往空间（如社区公园、活动中心），有效降低了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物理门槛，使得邻里间的偶遇和计划性社交变得更加频繁，从而促进了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表现形式的社会互动行为（Sun等，2020；Zandieh等，2021）。而社会资本对消费的积极影响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丰富的社会互动不仅能够直接带动餐饮、交通等消费，更能通过信息分享和同伴效应，更新其消费观念，催生新的服务型和文化型消费需求等（李光明、段师锐，2016；何圆等，2021；盛亦男、尚佳佳，202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老年友好社区建设通过增加老年人的社会资本促进其消费支出。

三、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依托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数据。CLASS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共同实施，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选定县级区域（包括县、县级市、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rimary Sampling Unit，PSU），村/居委会作为次级抽样单位（Secondary Sampling Unit，SSU），调查对象为年满60周岁的中国公民。自2014年启动以来，每两年定期进行一次深度追踪调查，构筑了一个覆盖全国范围、兼具连续性与规模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照料需求、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就业情况、家庭养老资源、社区的养老设施、社区服务、养老规划与养老方式选择以及老化态度，旨在掌握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自2018年起，CLASS问卷纳入了社区环境的相关变量。因此，本文选取2018、2020以及2023年三期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微观数据。三期原始样本共34487条观测值，在剔除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缺失值后共获得包含28255次观测记录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三轮调查中符合研究对象要求的有效观测数分别为8476个、9888个、9891个，来自15805名受访者。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老年消费

本文主要关注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参考主流文献的做法（成前等，2023），使用家庭人均消费进行衡量，由家庭月平均消费除以家庭规模计算得到。此外，本文将老年消费结构的变化作为补充性分析，以考察消费水平增长的变动来源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将居民消费内容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以及享受型消费。参考尹志超等（2021）的研究，本文将食品消费归类为生存型消费，将交通、医疗及护理消费归类为发展型消费，将文化娱乐消费归类为享受型消费，使用发展型消费与享受型消费占五类总消费的比值衡量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所涉及的消费支出数据均使用以201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水平定基指数进行了平减，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该定基指数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环比指数（上年=100）通过链式乘法计算得出。

2.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

老年友好社区涵盖物理空间、社会环境与服务支持等多个维度，其建设成效不仅取决于客观设施改善，也取决于老年人的主观感知与实际获得感。由于主观感知更直接影响行为决策，若老年人未能感受到环境的友好性与便利性，即便客观环境有所改善，也难以转化为实际行为变化（Sarkar等，2014）。因此，本文采用主观评价指标衡量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以更准确反映老年人与社区环境的真实互动（Xu等，2024）。CLASS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对社区8项指标的满意程度，既包括道路设施、照明情况、无障碍设施、健身/活动场所等物理建成环境，也包括治安环境、卫生环境、居委会工作人员能力、尊老敬老氛围等社会支持与文化氛围。上述指标覆盖了空间可达性与社会支持两个方面，与老年友好社区的多维内涵较为契合。

在数据处理上，本文将老年人对某项指标“满意”赋值为1，否则为0。为方便对结果的解读，本文将这8个变量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降维处理，作为衡量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的综合指标。为验证适用性，本文进行了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92，说明变量间相关性强，Bartlett球度检验P值为0.000，拒绝了变量各自独立的零假设。

3.控制变量

参考成前等（2023），盛亦男和尚佳佳（2024）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一系列可能影响老年消费水平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个体层次变量，包括老年人的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年龄的平方（除以100）、受教育程度（文盲/未完成小学=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婚姻状况（已婚有配偶=1，未婚/分居/离异/丧偶=0）、宗教信仰（信仰宗教=1，否则=0）、居住地类型（城市=1，农村=0）、户口类型（非农业=1，农业=0）、退休状态（办理退休=1，否则=0）、养老金（有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1，否则=0）、在世子女数量以及家庭人口规模。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样本中男性占50.6%，受访者平均年龄为71.389岁。受教育程度分布显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为25.3%、36.9%、26.0%和11.8%。77.3%的受访者处于在婚状态，仅有4.9%的样本拥有宗教信仰。56.2%的受访者居住在城市，43.8%拥有非农户口，41.9%的老年人已办理退休手续，81.8%享有养老金。家庭结构方面，在世子女数量的均值为2.358人，家庭人口规模均值为2.567人。

为检验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对老年消费的影响，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月平均消费的对数值，衡量老年消费水平，解释变量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此外，加入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除以100）、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居住地类型、户口类型、退休状态、是否享有养老金、在世子女数量以及家庭人口规模。最后，模型加入城市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固有特征和不同年份内的宏观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干扰。在具体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结果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均消费水平平均提高约5.13%(≈e0.050-1），与假设1的预期方向一致。控制变量结果总体符合理论预期和既有研究结论。年龄与老年人均消费呈负相关，而年龄平方项为正，表明年龄与消费之间可能存在U形关系；教育水平越高，老年人均消费水平越高，这可能源于教育的收入效应（范晓婷等，2025）。宗教信仰、城镇居住、非农户口、退休状态和养老金收入均与老年人均消费呈正相关，其中宗教信仰可能通过增加社会互动影响消费（李兵、晏正伟，2023），退休状态和养老金收入的结果也与既有研究发现相一致（黄炜等，2023；何立新等，2008）。在世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均消费呈负相关，可能反映了遗赠动机的影响（张诚、唐成，2021）。家庭人口规模与人均消费负相关、与总消费正相关，婚姻状况的影响机制也与家庭内部消费共享和规模经济有关，相关结果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唐学朋等，2023；吴琦等，2025）。

此外，结果还显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显著提高了老年家庭的生存型消费（食品支出）和享受型消费（文娱支出）。在发展型消费方面，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护理支出和交通支出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显著降低了老年家庭的医疗支出水平，与倪晨旭等（2024）的发现基本一致。同时，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不仅能够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能优化其消费结构，使其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二）工具变量法

在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识别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消费影响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来源。首先，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同时影响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和老年家庭消费。尽管模型已纳入城市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有效控制了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异质性以及时间维度上的共同冲击，但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变量，例如公共服务投入周期、人口结构动态等可能同时作用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与老年家庭消费决策，从而导致参数估计偏误。其次，反向因果问题。消费水平较低的地区可能因财政约束而降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优先级，这可能导致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消费的正向效应被系统性低估。

因此，本文选取“城市是否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作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的工具变量以缓解上述潜在的内生性偏误。2019年4月，住建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知》，首次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首先，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受到该城市是否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的影响。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将“适老化”纳入改造内容，如《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及“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照明等环境，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配套设施”。因此，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的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可能会更高，二者存在正向相关性。其次，老旧小区改造对老年家庭消费不产生直接影响，老旧小区改造的决策基于外生规则，如城市建成区年代划分、危房鉴定结果，而非当前社区老龄化程度或消费能力，一定程度上满足外生性要求。其构建逻辑如下：通过检索地方政府官网、民政局政务平台及权威新闻媒体的政策报道，人工核验各城市在调查期内是否出台老旧小区改造政策，对已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的城市赋值为1，否则为0。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老旧小区改造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第一阶段F统计量达12.783，表明弱工具变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第二阶段的估计系数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消费的促进作用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方向一致且统计稳健。此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系数显著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结果，这与双向因果导致低估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三）稳健性检验

1.遗漏变量分析

为系统检验基准结果对遗漏变量的敏感性，本文从多维角度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增加城市层面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对数）、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金融发展水平（存贷款总额/GDP）及产业服务化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等城市维度协变量也是老年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2）控制时间—城市交互固定效应。使用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替换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尽可能吸收各城市特有的时间趋势冲击，例如地方政策实施的渐进差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序波动等；（3）控制时间—省份交互固定效应。在省级层面构建年份与地区的交互项，控制省级行政单元共有的时间趋势，如区域发展战略调整、省域财政转移支付变化等宏观政策冲击；（4）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一个潜在的顾虑是，老年家庭从一开始就具有不同的资产禀赋或消费习惯，这类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会对估计结果造成潜在干扰；（5）遗漏变量分析。本文参考Oster（2019）对可能存在的难以观测的遗漏变量（包括随时间改变和不随时间改变）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检验。以上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对遗漏变量并不敏感，在纳入丰富控制变量与多维固定效应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人均消费的促进效应仍保持统计显著性与经济显著性。

2.期望值偏差

本文使用老年人的主观评价测度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可能受到期望值差异的影响：在相同建设水平下，期望较低者可能给出更高满意度，而期望较高者则可能评价偏低。为缓解这一问题，本文进行了三方面检验。

首先，引入社区建设水平的滞后一期变量，以控制长期建设基础与短期主观感知之间的偏差。结果显示，纳入滞后项后核心解释变量仍显著为正，说明结果并非主要由短期情绪或期望差异驱动。其次，进一步控制社区客观基础设施水平。CLASS数据提供了老年活动室、健身室、棋牌室、图书室及室外活动场地等社区设施信息，本文经主成分分析处理后纳入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最后，考虑到同一地区老年人评价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本文在区县和城市层面分别进行聚类调整，结果仍保持显著。综上，本文核心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机制分析

（一）健康感知与风险预期

本文考虑主观健康与客观健康两类指标，以检验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影响消费的健康机制。其中主观健康包括自评健康水平（取值1～5）、与同龄人相对健康评价（取值1～3）及与自身去年健康对比（取值1～3），分值越高表明健康感知水平越高；客观健康则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s）、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IADLs）及两年内住院次数等变量进行测度，其中ADLs和IADLs分值越高代表身体机能越强，住院频率则直接反映健康损耗程度。

健康感知与风险预期机制的回归结果显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主观健康评价，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能够通过增强健康自我认同降低其对未来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感知；进一步验证客观健康渠道，结果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同时有效降低两年内的住院次数。以上结果说明环境优化能够通过延缓身体机能衰退、减少健康损耗，从而降低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上述结果为假设2提供了经验支持。

（二）社会资本

结合Putnam（2000）对社会资本的分类，本文从粘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与连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两个角度衡量老年人的社会资本。本文进行如下处理：“与家人/朋友见面”主要衡量以情感维系为基础的粘合型社会资本；而参与“弹奏/唱歌”和“打麻将/下棋/打牌”等社区公共空间内的群体性活动，则更多地体现了促进邻里互动、建立新联系的连接型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显著促进了粘合型社会资本的形成。这表明，一个安全、便捷且富有活力的社区环境，为维系和加强原有的家庭与朋友等强社会联系创造了更有利的物理与社会条件。此外结果显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同样显著促进了连接型社会资本的形成。这表明，通过改善公共交往空间，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与邻里及其他社区成员的互动，从而增强老年人的消费意愿（李涛、陈斌开，2014；李树、于文超，2020）。上述结果为假设3提供了经验支持。

六、拓展性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推进可能会受到地方政府和社区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从而在建设程度与质量等方面存在差异。此外，由于不同地区的老年群体在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存在差异，以及老年群体特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异质性，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对老年消费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用。因此，本文以分组回归的方式检验了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的异质性效应，并基于费舍尔组合检验考察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

1.年龄异质性

本文根据国内现有研究（杜鹏、李龙，2021），将大于80岁的样本归为高年龄组，小于等于80岁的样本归为低年龄组。结果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低龄老年人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但组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并不明显。理论上，低龄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好、消费能力较强，更易受益于老年友好社区的环境改善；高龄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对社区安全性和便利性需求更迫切，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激发其被抑制的消费需求，体现出一定的普惠性特征。

2.城乡异质性

结果显示农村地区老年家庭受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可能原因在于，城镇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较完善，边际改善空间有限；而农村地区原有条件较薄弱，社区环境改善更容易转化为消费增长。

3.教育异质性

结果显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低受教育水平老年人的消费刺激作用更加明显且组间差异具备统计显著性，可能是因为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对社区公共资源和线下服务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更能从社区环境改善中受益。

4.互联网使用异质性

结果显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不使用互联网老年人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且组间差异具备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因缺乏线上消费能力，日常消费更依赖社区范围内的线下场景，因而对社区实体环境改善更为敏感。

5.区域异质性

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导致公共服务效果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识别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不同区域老年消费的差异化影响，是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依据。结果显示，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消费影响并不显著，对中部地区的老年消费促进作用显著为正，对西部地区老年人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更为强烈。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养老产业市场化程度高，老年人可通过市场化渠道满足大部分消费需求，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作为公共服务补充的边际效益较低。中西部地区养老服务和社区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边际改善效应更大。

（二）考察消费不平等

消费不平等关系到银发经济发展的包容性。若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主要改善弱势群体的消费条件，则其不仅具有消费促进效应，也具有公平效应。为此，本部分进一步考察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人消费不平等的影响。

参考杨碧云等（2023）的研究，本文基于老年人均消费计算Kakwani指数，以衡量老年消费不平等程度，指数越大表示消费不平等越严重。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均显著降低了老年消费不平等。可能原因在于，安全、便捷的社区环境降低了老年人外出和消费的现实障碍，尤其能使原本更依赖公共环境支持的低收入老年人获得更大的边际收益，释放其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同时，社区环境改善也有助于促进社会交往和消费信息扩散，从而缓解老年群体内部的消费分化。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8～2023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系统评估了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对老年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元线性回归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本文发现：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水平显著提升了老年人家庭消费支出，并促进了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这一效应在缓解可能的内生性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激活老年消费潜力：一是改善健康风险感知，降低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二是增加社会资本，拓展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与消费信息来源。异质性分析显示，低龄、农村、低教育水平、非网民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更能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中受益。此外，老年友好社区建设还有效缓解了老年消费不平等，增进了弱势群体的消费福祉，表明其在促进公平方面具有潜在优势。上述发现印证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的政策逻辑：对社区友好环境的适老化投入，并非终结于设施本身，而是通过改善健康、积累社会资本等人力资本提升机制，最终转化为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这一“以物惠人、因人兴消”的传导链条表明，公共投资若能精准嵌入民生痛点，便可形成惠民生与促消费的良性循环，为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提供有效的政策杠杆。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将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纳入银发经济和城市更新政策体系，在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中同步推进适老化设施和社区服务配置；其次，财政支持应向农村、中西部、低学历和非网民老年人占比较高的社区倾斜，避免“一刀切”改造，提高公共投入的边际效益；最后，完善项目评估机制，将老年人满意度、设施使用频率和消费便利性改善纳入验收与后续资金分配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