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其背景大家都是清楚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回首过往，短期就国内来看，受到三年疫情反复的影响，行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收入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负面影响甚至冲击，进而影响到了对未来的预期并直接作用于其在消费、储蓄之间的权衡配置抉择；就中长期因素来看，我国人口增速降低、人口老龄化加速，其进一步弱化了中长期的消费预期。同时，城镇化、房地产发展周期的下行更是有叠加酝酿滋生地方财政困难、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此外，在绿色低碳转型当中，传统高耗能产业发展陷入困境，新产业新动能接续有待时日，新旧动能之间切换断档导致经济发展有可能失速。就国外来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前期刺激政策效果趋于转弱，其利率的持续上升加剧了其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和可能。上述国内外因素、中长期叠加，使得我们对做好2023年财政经济工作的压力陡增。如果再考虑到2023年我们即将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历史方位和现实选择都使我们肩上的担子变得愈加沉重。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期许更加强烈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似乎往往陷入了一种简单的思维定式，即总体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减收增支。具体来看，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二是增发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因为与一般债不同，专项债项目自求平衡，不计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三是发行特别国债。上述简单化、程式化的理解，让人们觉得财政政策就像是一部精密运作的机器，每当经济发展遇到相关挑战，财政政策开启相关运行模式就可以使相关问题迎刃而解、药到病除。实际上，财政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和自身的挑战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艰难许多。

第一，财政运行无法独善其身。财政运行不是在桃花源和象牙塔当中。过往三年，经济运行艰难，财政与经济是感同身受、互为表里的关系。财政运行的“紧平衡”“紧日子”也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进行着近乎“压力测试”。毋庸讳言，一些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无疑是经济下行压力的助推因素之一。就2022年的财政预算运行状况来看，年初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8%，实际上1-11月份下降了3%。财政支出年初预计增长8.4%，实际上1-11月份只增长6.2%。与此同时，1-11月份基金预算收入下降了21%，也没有达到年初既定的增长0.6%的目标。

第二，我们习惯的政策工具手段的实施效果需要及时跟进评估、相机调整，不能只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首先，过去我们连续多年出台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其成效全社会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政策执行下来完美无缺、白璧无瑕。一是陷入经济困难、缺乏营收、奢谈盈利的经济主体，再多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他们来说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二是地方财政困难、基层财政运行艰难的背景下，我国财力是否仍然能够支持减税降费政策的继续实施、相关政策继续实施是否能够收到相应的政策效果；三是国家优化疫情防控政策以来，不管是微观经济主体还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观，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财税支持政策也应该实现常态化回归和转变，为经济主体打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否则，在经济运行已经回归常态的背景下，财政刺激政策仍然保持不变甚至还在加码，我们就要考虑我国经济运行是否可能重蹈美欧日的刺激陷阱，即通胀高企，反而需要长期的政策消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语境环境下，我们讨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肯定不能是过去财政刺激政策的简单重复或者“酌增酌减”。透过“减收增支”的思维定式，我们需要洞悉经济运行外部约束条件的明显变化。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经济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始终应该是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在财政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又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绊了跟头。也就是说，充分调动微观经济主体、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主动为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该成为我们做好财政工作的基础和前提。经济基础活跃了、地方财政充盈了，财政经济之间的关系就理顺了，财政负担减轻了，国民经济就可以真正实现轻装前进而非负重前行。透过“减收增支”的思维定式，我们需要深刻认识，随着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面临深层变革的客观要求。一方面，一个经济主体通过数字经济辐射半径从过去的一村一寨已经扩展至一省一市甚至数省、全国乃至全球，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五级财政、多级税收征管模式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就支出领域来说，压实基层财政、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考虑省级、全国层面如何加强统筹、如何更好地提供跨区域、全国性公共产品。

本文刊载于《工信财经科技》，作者：白彦锋，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