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举办了第二期财税圆桌论坛，主题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应如何发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尹恒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当前，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我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该如何发力是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

一、减税降费也是积极财政政策

从政策强度上看，2019年可以说是减税降费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策基调上一直强调结构性减税降费，但实际效果中民间、市场和实体企业感受程度较低。结构性减税有增有减，并非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减税。与以前年度相比，今年减税降费的高度、强度都有实质性的提升，截至目前为止增值税已经出台了具体的减税政策，社会保险降费行动也在有序安排中。

本质上，上述的减税降费政策也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从供给学派和中国实际国情两个角度理解。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理论）描述了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经济处于一定状态下，减税反而会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有可能不减反增。传统认为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而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太长、渠道太复杂，实际效果也存在争议。不过从经济理论上看，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政策刺激经济活力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国2015年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出“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在过去几年，“三去”工作都有侧重点地得到展开，今年开始重视“一降”工作。“一降”工作中，核心的政策当属减税降费。供给侧改革本身就是一项长期利好的财政政策，而降税减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核心或关键的一环。

二、在政府的支出端要谨慎，尤其地方政府基建项目要做好评估工作

2014年以来民间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近两年有所好但总体状态依旧不活跃。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去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过去常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但是去年最低谷跌至3%左右，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按照传统思维，在经济总需求不足时作为强心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首要选择，扩大政府支出，其中最主要方面便是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在打政府投资“强心针”之前，需要做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基本项目评估或论证。

尹恒教授通过自己长期观察点的实例进行了论证。基础设施是地方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在中西部地区，交通便利程度不够，观察点城市之间修建的高速公路打通了彼此间联系，此时投资的边际效率非常高，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的发展。但从2014年开始，观察点城市又跨过大江大河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但工程修修停停，到目前尚未完工通车。实际走访当地的群众和基层干部中发现，在高速公路通车后修建铁路属鸡肋工作，原因在于铁路一旦运行，估计上座率会非常低，其营运收入甚至无法补偿高铁日常运营成本。这表明此地高铁的投资效率的低下。地方某些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到达一定状态时，若不顾实际打强心针刺激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这如同饮鸩止渴。刺激性财政支出政策一定不是为项目而项目，需要做好严格的项目论证，甚至是第三方项目评估，而不能拍脑袋决策，一哄而上。

三、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界定二者边界，避免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

十八大提到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十九大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围绕十九大的纲领重新反思财政行为：财政做的事情边界在哪，是否存在越位让市场配置作用失效，实际工作中是否存在缺位使得财政政策没有充分发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方向是肯定和明确的，近来政策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比如营商环境改善中政府职能做减法。尹恒教授用自己最新的研究对此进行注解，认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消除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带来的红利非常可观：目前仅通过释放改革红利就可以贡献年经济增长率约3个百分点。全面深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减少经济要素配置的扭曲，预期会给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在IPFT财税圆桌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

责任编辑：刘潘  詹静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