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取决于其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TFP提升的动力除了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等传统途径外，还深受资源配置优化程度的影响（Hall＆Jones，1999；Restuccia＆Rogerson，2013）。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促使旨在优化部门、行业和企业间资源配置的改革不断推出（方福前等，2017；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

在导致资源误置的众多原因中，流转税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其普遍存在的对中间投入重复征税问题会对经济产生扭曲效果（Diamond＆Mirrlees，1971）。增值税虽是流转税中的一种，却只对增加值征税，中间投入所含税收可以被扣除，对经济的扭曲相对轻微，能够避免传统流转税的弊端。然而，出于对产业政策等因素的考量，不少国家在实践中采用了多档税率，这会导致企业间产生抵扣差异，进而扭曲中间投入价格，使资源偏离最优配置。中国的增值税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多档税率特征。2012年开始试点的“营改增”改革又在原有的标准税率（17%）和低税率（13%）基础上，新增了11%和6%两档低税率，再加上对小规模纳税人和某些行业的特殊税率规定，共有17%、13%、11%、6%四个税率档次，以及5%和3%的征收率、零税率和免税待遇。虽然2017年7月取消了13%这一档税率2018年5月和2019年4月又调低了部分税率，但未改变多档税率格局。多档税率并存使税率结构变得极为复杂，导致抵扣链条中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进而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

可以用一个虚拟的投入产出表说明多档税率带来的资源误置（表1）。表中前六行数字构成了一个三行业投入产出表，对应税率分别为17%、11%、6%，下面的部分是对增值税负担和税率简并效果的模拟。行业1缴纳增值税额为201亿元（2850*17%-1550*17%-100*11%-

表1  虚拟投入产出表及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影响  单位: 亿元

可以看出，多档税率使有的行业中间投入承担税负，有的行业中间投入享受补贴，这破坏了税收中性原则，会扭曲企业的行为决策。与多档税率相伴而生的资源误置会造成TFP损失。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使用2007—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扩展Hsieh＆Klenow（2009）模型（以下简称HK模型），加入了中间投入要素形成三要素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考察增值税多档税率导致的TFP损失。多档税率至少会通过两种机制影响TFP：其一，抵扣率高低影响企业获得中间投入品的多寡，这会直接导致TFP损失，即“直接效应”。其二，中间投入的价格扭曲会传递到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导致资本和产品价格扭曲，并进一步导致TFP降低，即“间接效应”（Jones，2011）。通过对这两个机制的验证，发现以下结论:首先，样本考察期间，增值税多档税率造成的TFP损失年均为1.645%，各年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不同的税率简并方案都能够带来TFP提升，但效果存在差异，税率档次越少，TFP改进效果越好。第三，增值税多档税率造成的扭曲会对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产生间接效应，导致的额外生产率损失分别为1.327%和0.884%。第四，利用2009年采矿业增值税税率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发现减少税率差异能够降低经济的扭曲程度，带来生产率提升，证实了上述结果。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存在如下创新:第一，扩展HK模型，建立从多档税率角度理解资源误置和经济效率损失问题的理论框架，能够为相似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第二，测算增值税多档税率导致的TFP损失，并将其影响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据笔者所知，本文是首次采用全行业微观数据关注这一问题。第三，模拟了不同税率简并方案下的TFP改进效果，并使用采矿业增值税税率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对结果进行验证，这对增值税改革实践具有直接借鉴意义。

（一）资源误置与TFP损失

长期以来，学者们倾向于将TFP较低的原因归结为采用先进技术的速度相对较慢、不能有效使用和运营技术等传统因素（Aghion＆Howitt，1992；Parente＆Prescott，1999）。有别于此，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即TFP还会受生产要素分配情况的影响（Hsieh＆Klenow，2009）。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50%可以用生产要素重新分配来解释（Foster et al．，2008）。市场不完善的国家中广泛存在的资源误置会产生企业资本边际产品价值差异，是产出偏少的主要原因（Banerjee＆Duflo，2005）。要准确解释资源误置对TFP的影响机制，需要确定导致资源误置的潜在因素，衡量资源误置规模，并估算对TFP的影响程度。已有文献主要从两条路径回应这一问题。

第一条路径关注影响资源配置的确定性潜在因素，定量评估其导致资源误置和影响TFP的程度。被普遍提及的单一要素是信贷市场失灵。由信贷约束和机构失灵导致的资本误置是国家间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Banerjee＆Duflo，2005），其作用不仅体现在制造业，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业部门低效率也有解释力（Adamopoulos＆Restuccia，2014）。另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会破坏市场竞争，由此带来的异质性会导致资源误置和产生效率损失（Epifani＆Gancia，2011）。贸易壁垒是国家间制造业生产率水平分散的主要原因（Waugh，2010），也是导致贫穷国家农业生产率低下和食品贸易缺乏的主要因素（Tombe，2015）。此外，社会规制、重税、高营商成本等原因导致的非正规经济，也是产生资源误置的重要原因。Aghion et al．（2008）发现印度逐步废除限制产业进入和生产的许可证制度对生产效率的改进程度，会受劳动力市场规制等制度环境的影响。

第二条路径采用间接分析视角，关注无法直接衡量、很难从其他影响中分离出来的潜在因素。在此路径下，导致资源误置的因素被认为是在建立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中生成楔子，从而只需关注楔子的效果，不必关注具体的潜在因素。Hsieh＆Klenow（2009）使用中国和印度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发现如果资本和劳动力按照美国的与生产率的匹配程度进行配置，制造业TFP将分别上升30%—50%和40%—60%。与此类似，Bartelsman et al．（2013）发现一些国家要素配置规模和生产率之间的行业内协方差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建立模型匹配这一现象，进一步解释TFP的表现。

在中国，资源误置带来的效率损失已成为阻碍生产力持续增长的瓶颈。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例如，资本配置扭曲（陈诗一等，2019）、资源误置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李旭超等，2017）、人力资本配置（李世刚和尹恒，2017；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信贷资源扭曲（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资本误置、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偏袒（Brandt et al．，2013；罗德明等，2012）、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扭曲（朱喜等，2011）。

（二）增值税税率带来的扭曲

相对于其他流转税，增值税能通过避免重复课税保持税收中性。但实践中的税率差异、征管因素都会影响这一优点的实现，导致资源误置和效率损失。陈晓光（2013）基于HK模型，测算了中国由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别导致的TFP损失。蒋为（201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有效税率影响生产率的特点。然而，导致有效税率差异的原因错综复杂，征管力度、名义税率差别、抵扣链条不连续等都是潜在的影响因素。目前还没有研究把“黑箱”打开，深入研究某种或几种因素的影响。

多档税率是“黑箱”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已有观点普遍认为，多档税率会降低增值税效率，宽税基和单一税率是最优选择（Charlet＆Owens，2010）。Bye et al．（2012）对三种税率结构的效果进行比较，发现税率统一且覆盖所有产品更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在中国，学者们普遍认同简化税率的重要性。李青和方建潮（2013）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模拟得出标准税率应向区间为9%—13%的单一税率过渡。寇恩惠和刘柏惠（2016）在总结国际上的税率特点和变化趋势后提出应将税率简化为“17%标准税率+6%低税率+零税率”。史明霞（2017）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模拟结果显示，最优方案为“17%基本税率+6%优惠税率”。

可以看出，虽然学者们认同改革的方向，但在税率水平、税率档次的选择等方面还有分歧。原因在于，税率的影响是微观主体反应的总和，需要量化分析的支持，而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首先，已有研究多集中在行业层面，缺乏对“理性人行为反应”的考察和基于微观数据的模拟。其次，多以“减负”为研究背景，缺乏在“税收中性”原则下对效率损失的定量研究。第三，多档税率会通过“投入-产出”过程带来放大的资源误置，已有研究忽略了这种“间接效应”。

（三）对HK模型的应用和扩展

本文的理论模型基于HK模型扩展而来。该模型用收益全要素生产率（TFPR）的离散度作为资源配置扭曲和生产率损失之间的桥梁，可以将企业面临的扭曲加总后计算宏观层面的TFP损失。这一模型在中国已得到广泛应用，周黎安等（2013）发现政治周期对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为政府干预导致配置扭曲提供了证据；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估算国有企业偏向性政策带来的效率损失。一些研究尝试对其进行局部扩展，例如，龚关和胡关亮（2013）突破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以投入要素边际产出价值的离散程度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指标，估算中国资本和劳动配置改进对TFP的影响。Dias et al．（2016）在原模型中两要素基础上，加入中间投入要素，讨论资源配置恶化对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研究增值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和生产率损失，陈晓光（2013）在模型中加入有效税率指标，测算税收的“政策楔子”对生产率的影响，蒋为（2016）则是在原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有效税率影响资源配置的解释路径。本文与上述研究的区别在于:将模型扩展至包括劳动、资本和中间投入在内的三要素模型，更贴合增值税的基本原理；将问题具体化为导致有效税率差异的增值税多档税率，采用税收楔子反映多档税率带来的扭曲，使结论更具针对性；进一步丰富模型结论，将多档税率的影响延伸到藉由资本和产品市场产生的间接效应。

增值税多档税率主要通过对中间投入品价格的扭曲带来效率损失。在HK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造一个同时包含要素价格扭曲和中间投入价格扭曲的局部均衡模型，可以较为全面地讨论多档税率对中间投入价格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生产率的影响。具体模型构建与效率损失测算略。

本文主要使用2007—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相关模拟与实证研究。相对于其他数据库，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除了企业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外，与税收相关的数据主要来自税务部门的征管系统，全面准确地记录了企业的税收缴纳情况。第二，以税收数据为主，同时也包括了计税依据指标。在使用前进行了清理，剔除不受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对税率有特殊规定的企业、缺失关键变量的企业，以及在关键指标中存在缺失值或异常值的企业，并对固定资产、工资总额、中间投入、增加值四个关键指标进行1%的缩尾处理。经过处理后剩余的样本量为175800。该数据显示，在行业层面，增值税各税率对应的销项和进项税额在行业总销项和进项中的占比不一致。图1展示了13%税率的情况，可以看出，几乎没有行业能实现进项和销项税额占比的完全对应，即所有行业都需要面对因多档税率导致的中间投入税收补贴或额外税负。进一步从企业层面看，假设存在技术水平完全一致而适用不同名义税率的两类企业，根据边际收益产品与回报相等的原则，高税负企业边际收益产品小于低税负企业（二者都偏离最优规模），生产要素将不再按照生产率高者获得的规则流动，会出现资源误置。图2展示的是企业中间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与生产率的关系。理论上，在资源最优配置时，企业的边际收益产品都相同，在图中表现为一条水平线。但微观数据的分布显示，企业生产率与中间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正相关，生产率高的企业可能面临较高的税收楔子。

图1  13%税率对应销项和进项税额占比

注：图中的点是进项税中13%进项税额占比，三角为销项税中13%销项税额占比。三角在上表示销项税中13%税率占比高于进项税中占比，即17%的进项较多，中间投入得到补贴；三角在下表示13%的进项较多，即17%的进项较少，中间投入要承担额外的税负。

图2  中间投入边际收益产品与生产率的关系

（一）多档税率对TFP的直接效应

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在行业间形成进项和销项税率差异，从而使资源流向中间投入实际税率低的企业，而非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这种由多档税率直接导致的资源误置所带来的生产率损失，可以视为“直接效应”。

表2是样本考察期间由增值税多档税率带来的TFP损失，可以解释为在消除企业间增值税税率差异后，TFP增加的百分比。历年TFP的平均损失高达1.645%。这意味着，如果实现税率简并，消除多档税率带来的资源误置扭曲，会使TFP年均增加1.645%。同时，年份之间的生产率损失差异较大，最高的为2007年的3.732%，最低的为2012年的0.493%。

表2  增值税多档税率对生产率损失的直接效应  单位: %

（二）不同税率改革方案的效果

已进行改革的国家通常有三种做法：其一，废除部分税率，废除低档税率（如比利时）或高档率（如意大利、法国）都有先例；其二，将几个税率合并为新税率（如瑞典、芬兰）；其三，向中间税率和低税率集中（如爱尔兰）（european commission，2018）。税率简并改革应根据国情采取适宜的做法。中国产业门类健全、企业经营模式丰富，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和企业个体差异。在税率改革中，应在提升TFP和促进社会生产均衡发展之间权衡，综合考虑现实的复杂性，逐步推进。

按照已有改革，并进一步设计未来的改革方案，对其效果进行模拟。第一种改革是将17%、11%两档税率分别下调为16%、10%，保留16%、10%和6%三档税率。在第二种改革中，取消10%税率，并将其对应行业按照16%的标准税率征收，保留16%和6%两档税率。第三种改革中，将适用16%税率的行业降低为按照10%征收，保留10%和6%两档税率。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三种改革的效果相差不大，保持在0.3%—0.4%之间，远低于前文反事实的模拟结果1.645%。

若将改革继续推进到仅保留一档标准税率16%，将使对生产率的改进效果上升到1.13%。如果按照降低税收负担的改革方向，将标准税率降低为15%，会使改革效果轻微上升至1.168%。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税率档次越少，TFP提升效果越好，单一税率明显优于两档或三档税率。

表3  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的生产率改进效果  单位: %

（三）多档税率对TFP的间接效应

多档税率不仅会造成中间投入的价格扭曲和错配，还会通过企业的“投入-产出”过程进一步传导到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资源误置，带来TFP损失。如果要完全剔除多档税率的影响，还要进一步排除这种“间接效应”。为此，需要模拟在消除不同生产要素扭曲的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即当不同的要素楔子分别等于反事实的要素楔子时，生产率的变化。

数值模拟结果见表4，第一行数值是产品市场中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如果完全剔除多档税率扭曲的影响，TFP年均提高2.971%。与表2的平均效应1.645%相比较，多档税率通过产品市场对TFP的间接作用为1.327%，即消除这种间接影响会使TFP提高1.327%。同理，第二行数值是从资本楔子角度得到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如果完全剔除多档税率扭曲的影响，TFP能够提高2.528%。这其中，如果消除由多档税率扭曲所引发的资本市场扭曲，TFP能够提高0.884%。

表4  增值税多档税率对TFP损失的间接效应  单位: %

（四）稳健性检验

从21世纪初开始，为了优化经济结构，理顺产业链条，增值税经历了数次调整，触及行业范围、扣除项目等，必然会影响资源配置效果。在模型设定和数据处理中，还可能会在极端值处理和参数设置等方面造成结果浮动。本文从这些方面检验税率简并对TFP影响规律的稳健性。

1.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影响

在1994年正式实施的生产型增值税下，企业无法抵扣购入固定资产所缴纳的增值税，存在重复征税。鉴于此，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于2004年7月在东北三省的六大行业开始试点，后于2007年7月扩大至中部六省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八大行业2008年7月、8月又扩大至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和汶川地震受灾区。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行业进行转型改革。改革后，对企业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采取规范的抵扣办法代替原来的退税办法。

上述改革会拓宽抵扣范围，完善抵扣链条，对企业经营行为和资源配置产生正向影响，从而可能会降低TFP损失，使基准结果形成低估。为了消除其潜在影响，本文剔除这项改革涉及的东北三省和中部六省所有企业后计算效率损失，结果见表5的Panel A。各种情况下的模拟结果与基准结果非常接近，只有轻微升降，没有系统性的变化。这说明在排除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影响后，上文对简并税率的TFP提升效果，以及对税率档次越少提升效果越好的判断依然成立。

2.营改增改革的影响

营改增改革是中国税制改革中的重要步骤，从2012年1月开始在上海试点，原来征收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转收增值税。2012年8月至2012年年底进行“地区扩围”，试点范围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等8省市。2014年1月开始“行业扩围”，在原“1+6”行业基础上，将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电信业划入改革范围。2016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取代营业税。

本文微观数据的时间覆盖了2012年开始试点和分批“地区扩围”的阶段。改革会通过增加企业的抵扣项目削弱资源误置的可能性，从而使基准结果产生低估。剔除2012年营改增涉及的9省市企业后重新计算TFP损失，结果见表5的Panel B。消除增值税楔子、保留一档税率情况下的模拟结果都如预期一样有所上升；保留多档税率时模拟结果下降，可能是因为低税率与原营业税率一致，使企业实现平稳过渡，未迅速变动投入结构，而大量样本的删除反而导致结果的低估。虽然模拟结果存在上述差异，依然证实了多档税率对效率损失影响规律的基本判断。

3.极端值的影响

考虑到极端值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删除上下2%的样本，重新模拟不同税率简并方案的TFP提升效果，结果见表5的Panel C。多档税率对TFP的扭曲效果和各种改革方案效果的对比关系依然存在，但相对于全样本的模拟结果明显偏小。这是因为，删除的极值越多，样本越集中，TFPR方差减小越明显，计算得到的生产率扭曲也就越小。

4.改变要素替代弹性

行业内要素替代弹性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根据陈晓光（2013）的推断，中国企业的要素替代弹性σ一般不会超过3。在前文的反事实估算中，设置σ=3。为了观察模拟结果在放松要素替代弹性假设时的稳健性，按照Hsieh＆Klenow（2009）的做法，设置σ=5。结果显示，税率简并仍然会对TFP产生提升效果，且比基准结果的效果更为明显，在单一税率假设下尤其显著（见表5的Panel D）。这说明，效率损失的计算与σ取值密切相关，但本文基本结论没有改变。

表5  不同情形的稳健性分析  单位: %

从2009年1月起，金属采矿业和非金属采矿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3%上调至17%，这为验证上文的模拟结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实验。2009年之前，采用13%税率的行业主要有采矿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后文把除采矿业之外的低税率行业简称为其他行业）。在2009年之后，只有采矿业的税率变为17%。通过改革，采矿业与其上下游多数产业在税率水平上实现一致，实际上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税率简并改革。

结果显示，采矿业在2009年提高税率后，其增值税楔子从-1.72%上升为0.62%，而其他行业从0.86%下降至0.38%；增值税楔子的标准差从2.31%下降至1.58%，其他行业无明显变化。由理论模型可知，增值税税率方差是TFP损失的充分统计量，而采矿业税率改革显著降低了税率标准差。由此可以推断，改革能降低采矿业中由增值税带来的资源误置，有利于生产率提升。

表6  税率简并对增值税楔子的影响  单位: %

为了验证上述基于理论模型的判断，本文把采矿业作为处理组，其他行业作为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采矿业税率改革对其增值税扭曲的实际影响。表7第（1）、（2）和（3）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增值税楔子。从第（1）列可以看出，改革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第（2）列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变化不大，即采矿业税率提高到17%后，增值税楔子显著增加2.8%。第（3）列中加入年度交叉项，除了改革前2008年的系数不显著外，改革之后年份均显著为正，系数平稳在0.28附近。第（4）、（5）和（6）列的因变量为增值税楔子的标准差。结果显示，改革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变化不大，增值税楔子的标准差降低了0.87%。第（6）列的年度效应也与改革时间契合2008年的交叉项不显著2009年的改革系数显著为负。采矿业税率从13%提高到17%后，其税收楔子的标准误显著降低，这将会降低增值税对生产率的扭曲。

表7  税率改革对采矿业增值税楔子的影响

注: 第( 2) 、( 3) 、( 5) 、( 6) 回归中加入企业的资本存量、劳动雇佣数量、增加值等控制变量。回归系数下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和* 分别表示1%、5%和10%的统计显著性。

上述分析证实了采矿业税率改革能降低资源扭曲，带来生产率提升。如果将改革后的增值税楔子赋值到2009年前，能够模拟税率改革为采矿业企业带来的效率提高程度。反事实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改革前采矿业企业能够采用改革后的配置效率，生产率能提高0.259%，即增值税税率改革为采矿业带来了0.259%的效率提升。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针对增值税进行了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营改增等一系列改革，目的是打通产业间的抵扣链条，避免由重复征税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然而，增值税的多档税率特征仍然会导致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差别征税，使企业间产生抵扣差异，扭曲中间投入品价格，带来资源误置，进而影响TFP水平。

本文尝试对此做出回应，从增值税多档税率的角度识别资源误置导致的TFP损失，回答“为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税率简并的问题。为此，基于HK模型建立包括中间投入在内的三要素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测算中国微观企业在多档税率下的效率损失，得出一系列结论。首先，样本考察期间，完全消除多档税率的影响会使TFP平均每年提升1.645%。其次，各种税率简并方案都能带来TFP提升，但效果存在差异，将税率合并为15%的效果为1.168%，合并为16%的效果为1.130%，都显著优于保留两档或三档税率的方案，即税率越简单，效果越好。第三，多档税率造成的扭曲会传导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由此导致的额外TFP损失分别为1.327%和0.884%。第四，利用采矿业增值税税率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发现采用与上下游产业一致的税率能够降低扭曲，提升TFP。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极为鲜明。其一，减少税率档次和保持统一税率是持续扩大和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关键，对于实现税收中性、提高TFP水平至关重要。税率档次越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越小，生产率提升效果越好。其二，要实现“降税负”，需要“均税率”。降税负是中国当前税制改革的主旋律，对于增值税来说，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实现税率一致至关重要。比如当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征收，即低征收率无抵扣，在抵扣链条日益完善后，这不一定意味着税负降低，反而会导致一般纳税人选择适用高档税率的企业进行交易，对其形成“税率歧视”。由此产生的交易壁垒不仅会带来资源配置扭曲，也不利于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发展。

同时也应该看到，增值税单一税率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提升，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效率并不是唯一目标。在正常的增值税税率之外，为了支持关系到公共利益的产业的发展，为其保留税收优惠的空间，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用。例如，中国对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的服务产业实行免征增值税政策；对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实行免征增值税但可抵扣的政策。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如果将这些税收优惠尽可能过渡为加计扣除、贴息贷款、财政补贴、政府购买等方式，既能减少因税率差异造成的效率损失，又能兼顾到社会效益，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办法。当然，对此问题的分析还需要经过进一步详细的测算和梳理。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本文为原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