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防范重大风险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同志强调，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科学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统筹用好新增债券资金，充分发挥债券资金效益，严控增量、化解存量，债务风险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如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我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政府债务问题一直备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一些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由于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多以债券形式出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可发行政府债券，此类研究主要以政府债券作为分析对象，强调政府债券的预算平衡（Hamilton和Flavin，1986；Besancenot等，2004；Abiad和Ostry，2005）。另一些研究的视野更广，关注政府债务的跨国比较。代表性成果如Reinhart和Rogoff（2010）的研究，他们发现政府债务占GDP比值大于90%的国家经历了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该比值低于60%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这表明，政府债务规模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速，政府负债率过高会抑制经济发展。国内关于政府债务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丛树海和龚仰树（2003）考察了我国国债的数量风险、金融风险和使用风险。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政府债务规模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加速膨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围绕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与风险监管的研究开始涌现。本文将从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测算、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和特征、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成因、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及其风险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口径复杂且不统一。首先，学术界与政府部门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别。根据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财政风险矩阵（Polackova，1998），可将地方政府债务分为显性直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隐性直接债务和隐性或有债务四种类型（刘尚希，2000）。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与上述财政风险矩阵所包含的债务大体相同（刘尚希等，2012），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审计署公布的隐性债务主要是融资平台债务，而学术界所言的地方政府债务还包括社保资金缺口等其他隐性债务。其次，政府各主管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测算方法也不尽相同。在相关文件（国发〔2014〕43号）出台之前，银监会主要依据与政府有关的融资平台债务来统计地方政府债务，相比于财政部门的统计口径，其统计口径较宽（史宗瀚，2010）。相关文件（国发〔2014〕43号）出台后，国务院将地方政府债务统一界定为地方政府债券（包括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以及经清理甄别认定的存量债务。但2015年下半年以来借助非标准业务等方式快速增加的隐性债务不包含其中。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实质是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和结构不合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利预期。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特征主要表现为：（1）债务规模大，增长速度快（马改艳，2014；卫志民，2014；张同功，2015）。审计署2013年第20号审计公告表明，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政府性债务总额为30.27万亿元，较2010年和2012年末分别增长73.27%和9.02%；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合计17.89万亿，较2010年末和2012年末分别增长了66.93%和12.62%。（2）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偏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此类公益性投资往往无法产生经营性现金流，且资金回收速度普遍较慢、投资周期较长，导致债务资金使用效率难以提高（卫志民，2014）。（3）偿债期限较为集中，且存在期限错配。从偿还期限来看，由于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进行债务融资时缺乏计划性，导致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期限的分布比较集中，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和违约风险（张同功，2015），并且中、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债务违约风险要普遍高于东部地区（洪源和胡争荣，2018）。而且，较短的债务借贷期限与较长的投资项目回收期之间不匹配—存在期限错配，造成市场流动性紧张，政府信用风险增加（卫志民，2014），容易滋生再融资风险。（4）依赖土地财政。一方面，地方政府举债以土地为依托，例如，银行贷款往往以土地为抵押，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时多以土地为担保（杨灿明和鲁元平，2015）。土地抵押贷款融资实现了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由地方政府承担最后还款责任，其面临的财政风险剧增。另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也是债务偿还的重要保障（张莉等，2018）。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导致地方政府难以保持稳健的偿债能力，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杨林和侯欢，2015）。（5）债务隐性化趋势明显。隐性债务也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构成部分，其特征是名目多、规模大、增长快，容易游离于政府会计核算之外，对其进行预算监管难度较大（刘尚希等，2012）。

（一）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

理论上，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三种解释。第一种观点坚持古典经济学传统，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债务会在资本市场上与私人部门融资形成竞争，较高的政府负债率通过长期利率变化挤出了私人投资；同时，政府债务的积累可能在将来带来更高的税率和通货膨胀率，私人储蓄下降，最终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Elemendorf和Mankiw，1999；Cochrane，2011；Kumar和Woo，2015）。第二种观点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借助政府信誉，政府债务可为私人资本不愿意介入的某些耗资巨大的公共项目投资提供融资，有利于完善基础公共服务，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持续衰退降低潜在产出水平，使劳动者失去工作能力，损害资本组织和投资活动，而政府举债能刺激总需求，摆脱衰退的影响并减少产出损失（Siddiqui和Malik，2001；Panizza和Prosbitero，2014）。第三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种效应具体取决于债务的资金投向、债务资金使用效率以及政府债务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如果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且债务资金主要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项目，将有助于纠正外部性和公共品等产生的市场失灵，其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和政府偿债压力也有限，因此会促进经济增长；一旦债务水平突破合理范围，资金使用效率将因为投资过度而下降，挤出效应开始凸显，此时对经济增长形成损害（Checherita等，2012；白重恩和张琼，2014）。

（二）地方政府债务与产业发展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债务起了什么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既有文献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各类政府支出中，政府投资与地方债务有着密切关联，对产业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塑造能力。但目前针对这一机制的实证研究略显零碎，未形成系统性结论。周光亮（2012）发现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竞争，使地方政府投资对三次产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政府更偏向于能在短期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投入相对较小，导致地方政府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于泽和徐沛东（2014）发现，我国在改革开放后20余年间的高投资使得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增长速度，导致资本劳动比上升从而对产业结构转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当地方政府拥有的财政自主权被削弱时，产业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抑制。

第二，从地方政府土地经营与房地产价格的角度。在中国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同时，城市房地产价格随之高企，这与地方政府长期追逐的土地财政策略密切相关，形成土地财政与房价的互联互动（宫汝凯，2012）。而土地作为经济活动、产业布局的空间载体，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影响产业发展的内部形态和集聚特征（邵朝对等，2016）。

第三，从新结构经济学与政府行为的视角。林毅夫（2011）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产业链中所处地位不同，产业转型路径、升级方式也不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相对于企业具有总量信息优势，可以利用这一信息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因此，地方政府可通过政府举债等方式支持地区产业发展。宋凌云等（2013）构造中国省级官员（省委书记、省长）与其辖区内4位数产业结构变动相匹配的面板数据，发现1998-2007年间，省级官员能在短期内引领辖区内产业结构变动，且其引领效应与其面临的晋升激励正相关，但影响渠道与经济效应等有待进一步分析。

（三）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

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是一个古老话题，相关学术探讨持续至今。“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短视的或者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其消费对当期可支配收入变化很敏感，增加政府债务会使他们感觉到当期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消费（Ando和Modigliani，1963）。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消费者并不会如此短视，理性人会权衡政府债务短期增加带来的未来还本付息负担。例如，Bailey（1962）指出，如果目前政府融资中隐含的未来税收负担被充分预见到，政府债务融资与平衡预算没有本质区别；Tobin（1971）质疑政府债务能否创造净财富；Barro（1979）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跨代利他动机，严格证明了人们跨期优化资源配置的行为使不同税收及政府债务序列组合下的消费序列完全相同，Buchanan（1976）称这一结论为“李嘉图等价性命题”；Seater（1993）的实证研究表明，“李嘉图等价性命题”较好地吻合了美国经济数据。进一步地，也有学者将政府偿债方式纳入分析框架，讨论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郭长林等（2013）使用具有粘性价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不同偿债方式对消费的影响，发现借新还旧和缩减政府转移性支出这两种偿债方式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减少居民消费，相当于对居民当期或未来的收入产生影响，而征收扭曲性税收的还债方式会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居民消费。

（四）地方政府债务与就业

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以来都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就业增加的带动效应往往不明显（陆铭，2008）。从理论上看，一个经济体的就业弹性取决于要素相对价格，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工业化早期，相对劳动力而言，资本更加稀缺，资本价格相对更高，因此，市场经济中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更多地使用劳动，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相对较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的稀缺程度逐渐得到缓解，而劳动力价格日渐提高，于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更多地使用资本，就业弹性也随之逐步降低。结合上述理论，地方政府债务可通过以下两类机制影响当地就业水平（陆铭和欧海军，2011）：直接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大多用于基本建设支出，而基本建设支出具有资本密集倾向，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资本密集度持续提高，影响就业弹性；间接机制，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政策提高引进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进而影响就业弹性。

如果将政府支出具有的生产性特征纳入分析框架，可得出不同结论。当地方政府债务资金被用于政府投资时，一方面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企业投资意愿，导致劳动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引致家庭增加劳动供给。郭新强和胡永刚（2012）在强调政府支出强烈偏向于经济建设这一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动态新凯恩斯模型论证了上述机制，得出结论认为扩张性财政支出可以刺激就业，而且刺激就业的程度依赖于政府投资性支出的增速。

（五）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幸福感

地方政府债务可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当地居民的幸福感：一是由政府债务引发的地方财政支出在规模与结构上的变化；二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累积效应。一方面，理论上，政府支出规模扩大在改善社会福利上具有积极作用。政府支出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将竞争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人人可享受的公共服务，降低了攀比带来的幸福感损失，提高了居民自由消费的能力，从而提升居民幸福感（Ng，2008）。Ram（2009）、Guriev和Zhuravskaya（2009）的实证研究支持上述观点。而在政府支出结构如何作用于居民幸福感这一问题上，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认为政府增加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促进了居民当期消费水平提升，从而使幸福感增加。由此可见，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与居民幸福感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可从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完善中享受经济增长成果，改善生活，提高幸福水平。相关实证研究对这一机制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樊娜娜（2017）认为，居民幸福感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公共服务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蒋丽等（2017）认为城镇化提高了居民的社会公正认知，进而提升了幸福感；基础设施的完善对居民收入增长有着正面影响（刘生龙和周绍杰，2011；郑丹和Kuroda，2017），这也将促进居民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六）地方政府债务与社会事务管理

政府是辖区内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威，扮演着维护公共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角色。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还同时发挥着吸引资本流入、提供基础设施等职能。在地方政府通过举借债务大力促进辖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资金短缺、合同纠纷甚至债务违约等问题出现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尤其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未得到充分监管，融资方式与协议细节透明度低，存在更为严重的违约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式多样，既包括地方政府的违规担保融资，也有不合规的银行贷款和信托、融资租赁、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带回购条款或保证承诺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以及借道国企或事业单位融资等（王露娜，2012；封北麟，2018）。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一旦发生，会对当地社会事务管理造成恶劣影响。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会令地方政府自身信誉遭受损失。信誉模型指出，违约政府将损害其作为借款人的声誉，导致其未来更难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并造成当地企业和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从而影响地方政府在当地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权威性。其次，由于政府官员与居民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带来了利益不一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会使政府官员更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Borensztein和Panizza，2009），影响社会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质量。再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件，尤其是由隐性债务引发的风险事件，会累及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等其他市场主体的信用，乃至造成在建项目半途而废、工程款项拖欠和社会纠纷等，增大社会事务管理的难度。

（七）地方政府债务与腐败

政府债务是否滋生腐败，已有研究存在争议。一些研究发现（Kim和Kim，2015；Liu等，2017），政府债务规模与腐败水平存在着显著负向关联；张曾莲等（2018）也发现政府债务规模越大，腐败案件越少。但赵云旗（2011）指出，目前我国政府债务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地方政府政绩工程增多，并加剧了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增加了反腐败难度。考虑地方政府掌握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和经济资源配置等重要权力（周黎安和陶婧，2009）、政府官员与地方债务发行存在复杂关联（罗党论和佘国满，2015）等现实因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是否会对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全方位、制度化的反腐败斗争产生负面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八）地方政府债务与环境保护

地方政府债务可通过以下两种机制，对区域环境产生影响。一类机制是政府间竞争与环境规制的扭曲。地方政府一般会利用包括税收、环境政策、教育、医疗福利等手段来吸引资本、劳动和其他流动性要素进入，以增强自身经济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地方政府横向竞争背景下，各地区环境规制在跨行政区资本竞争和跨境污染两方面显示出“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的特性（马光荣和杨恩艳，2010）。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现象，Fredriksson和Milliment（2002）、Woods（2006）对美国各州的环境规制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国内州际环境竞争的原因是各州为了留住并吸引更多产业进入本州而采取各类措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就国内情况而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为当地经济注入了大量资本，各类建设工程纷纷上马，地方政府官员在财政压力与发展压力等激励下有动力放松环境规制，从而出现“以环境换增长”“先污染后治理”等情况。

另一类机制是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连锁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募集资金自身的生产活动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主要被用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其土地开发、工地施工等行为会造成明显的植被破坏、粉尘污染、能源消耗等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债务资金深刻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通过增长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基数效应作用于环境质量（Grossman和Krueger，1991），最终形成复杂的传导机制（周力和应瑞瑶，2009）。

关于完善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监管，国内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1）须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总体把握。政府适当举债是承担公共风险的表现，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公共债务管理不是研究如何彻底消除债务风险，而是如何识别并控制风险程度（刘尚希等，2017）。根据2018年8月2日财政部刘昆部长的讲话，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截至2017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8.82万亿元之内，债务率低于国际通行的100%-120%警戒线；但是部分地区存在继续违法违规变相举债等问题，风险隐患不容忽视。（2）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抑制地方政府举债冲动。要有效管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必须明确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根据支出责任测算相应的执行成本，进而依据执行成本来分配财力，以确保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刘金林等，2014）。而现行地方税体系存在的税权配置不合理、缺乏有效的主体税种等问题影响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长期稳定（王乔等，2016）。同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改革应继续坚守“分税制”大方向，地方税系应以共享税为主，最终应建立分税、分租与分利相结合的政府收入划分体系，增加转移支付的透明度（高培勇和杨志勇，2014）。（3）加快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评估政府借债能力，有必要把财政、银行、企业三个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编制政府或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测算其变化趋势（丛树海和郑春荣，2002）。短期内可采取部分政府资产变现的方式，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偿付问题；中长期而言，需要加快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让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和地方政府资产信息尽可能公开透明，让相关决策得到更有效的监督（杨志勇，2017）。其中，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应包含地方政府全部收支，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和或有债务、隐性债务等，使得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成为准确判断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一个透明、公开和可靠的依据（何杨和满燕云，2012）。（4）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的预算约束。应建立以规则控制为主、市场约束为辅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而规则控制主要以政府预算调控为主（匡小平和蔡芳宏，2014）。以债务预算为基石，实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跟踪与预警（王婕和孟凡达，2018）。（5）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含市政债）。我国省市级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融资权力用好债券融资，以优化政府债务融资结构（张同功，2015）。我国应当建立地方政府公开透明的发债机制，允许符合资质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用公开、透明的方式筹集资金、花费资金，以便市场更好地发挥风险定价和监督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筹集资金的风险问题（张帆，2016；朱莹和王健，2018）。周学东等（2014）对市政债作了简单机制设计，包括市政债的发行（主体明晰、试点先行，适时在法律上界定发债主体资格）、审批（自主发债、总量控制）、监管（行政控制、规则管理和市场约束）、偿债机制和责任（收支匹配、增信偿债）、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滚动评级、信息透明）等。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则需要有一个健全的债务人格（高培勇，2015）。值得注意的是，一蹴而就地过分增加信息准确度会引发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使得原来对信息不敏感的资产突然变得对信息敏感起来，会在短期内造成流动性的枯竭和市场流动性的冻结（王永钦等，2015）。（6）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完善债务风险应急机制。为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极消化债务存量、降低债务规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及风险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债务融资的规范性与透明度（刘金林等，2014）。因此，应建立与债务承受能力、风险水平及债务管理能力相匹配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构建中央与地方、各地方之间相互协调、动态约束、机制统一的债务管理模式（贾彦东和刘斌，2015）。随着相关文件（国办函〔2016〕88号、财预〔2016〕152号等）的出台，我国已建立系统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类处置和风险应急处置制度，要求地方政府及时预报债务风险并提供风险处置预案。但现行制度下，存在债务风险事件报告期短（提前1-2个月）、“重风险处置、轻责任惩罚”引发道德风险等问题。此外，根据国际经验，建立专门机构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管理，更易取得理想效果（科彼茨，2016）。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这一现象，并从多个维度尝试去解释债务增长的原因和分析债务扩张的各类效应，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经验参照。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地方政府债务累积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经验研究上，仍然有待进一步向前推进。

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基础性研究有待加强。虽然已有文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内涵和特征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这方面研究的时代性有待突出，尤其是对新时代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新特征及其相关制度环境的研究十分缺乏。已有研究存在的上述缺陷容易误导后续研究，例如由于未把握新时代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新特征，导致相关研究偏离地方政府债务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与多类国有资产（土地、保障房、基础设施和地方国企资产等）高度关联、政府信用金融化、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投向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不协同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监管日益明显的区域差异等。

其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理论研究有待深入。既有研究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官员晋升锦标赛、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之间对可支配资源的竞争、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管理制度缺位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成因做了多维度的研究，但尚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阐释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和经济社会效应。而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宏观经济学建模以及相应的政策模拟和仿真分析更为欠缺。上述不足不利于提高我国在地方政府债务领域乃至财政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思想水平和学术话语能力。

再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实证研究不系统。由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实证分析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消费和就业等数量有限的经济变量；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社会效应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新时代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还会对产业结构、就业增长、投资消费比的改善以及企业技术进步等经济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亦会作用于居民健康、幸福感、社会事务管理、腐败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变量。

最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监管研究在要点分析、效果评估和政策建议层次性等方面有待改进。已有研究指出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大方向，即“疏”（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发展市政债等）与“堵”（加强预算约束和债务风险管理等）结合。但是，相关重要研究尚未明确新时代下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的要点是什么，也缺乏对现行监管政策文件出台背景的分析和实施效果的评估；同时提供的政策建议在时间维度上缺乏层次性。

从理论上看，学术界对新时代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特征和监管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既缺乏明晰的理论分析框架、可靠的经验证据支持，又缺乏具有前瞻性、系统化的政策建议。笔者认为，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应充分立足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全面分析新时代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新特征。以此为基础，深入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在机理和各方面效应，进而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为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体制提供决策服务，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提供智力支持。

文章来源：《公共财政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为原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