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束（Bunching）主要指制度设计中的不连续点附近产生的集聚现象（Kleven，2016），包括拐点和间断点两种类型。由于拐点和间断点经常出现在各类制度设计中，例如超额和全额累进税率的级次点、税收优惠条件的临界值等，利用聚束方法识别行为反应具有较大优势。随着各类数据可得性的提高，聚束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税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聚束的程度能够反映税收超额负担的大小，因此有些文献利用聚束方法研究减税的效果，例如Chen等（2018）通过聚束方法发现对研发投入高于某一阈值的企业给予减税政策，能够使企业研发投入显著增加。

已有研究大都表明间断点附近会形成显著聚束效应（Kleven和Waseem，2013；Kleven，2016）。由于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存在，中国企业所得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类比为全额累进税率，在税收优惠的边界值上形成间断点。税收优惠的间断点附近会存在税负突然增加的现象，因此为了减轻税负，企业有动机集聚在间断点，理论上会在间断点附近形成聚束效应。然而图1的证据却与预期不同。图1为2015年应纳税所得额为0-30万元样本的分布，虚线代表2015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的间断点（应纳税所得额为20万元）。从图中可以看出，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周围并未形成预期的山峰状集聚。

图1 2015年应纳税所得额为0-30万元企业的分布

基于这一现象，本文主要进行两方面的研究：（1）探究理论预期与现实证据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为什么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的间断点周围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2）由于聚束程度同样能够反映减税政策的成效（Chen等，2018），本文也从全要素生产率、投资和创新等角度探究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成效。本文基于2014-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Bunching和DID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以下结论：（1）因为样本期内实际享受优惠的企业在满足优惠条件的小微企业中占比较低，所以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的间断点周围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但仅仅观测实际享受优惠的样本时则存在显著聚束效应；（2）从总体样本来看，2015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5.8%，无形资产投资显著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人力投资和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增加；（3）仅考虑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时，2015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化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13.3%，固定资产投资、人力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均显著增加，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变化。

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程度较低是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的间断点附近没有显著聚束效应的主要原因。由于一部分满足税收优惠条件的样本并未实际享受优惠，所以对于这些样本而言并未形成实质性的间断点，不会产生理论上的聚束效应。虽然通过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可以看出，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的间断点的确会形成预期的显著聚束效应，但总体样本会将效果平均，因此在总体样本中无法观测到显著聚束效应。上述结论还表明，虽然2015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5.8%，但如果全部满足优惠条件的企业都享受税收优惠，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13.3%，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政府在做好减税降费改革制度设计的同时，更要关注政策的具体落实，以充分实现改革的政策红利。例如根据小微企业特点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通过税法宣传教育等优化纳税服务的方式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程度，加强减税效果，使得减税红利能够切实落到小微企业身上。同时，该结论也证实了政府近年来逐步加强政策落实工作的必要性，例如2019年减税降费办的成立就是中国十分重视政策落实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文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丰富了聚束相关的文献。聚束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前沿内容，本文解释了中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形成的间断点附近为什么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的原因，说明了政策落实程度是影响聚束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以往相关文献中所忽略的问题，以往文献往往仅将聚束效应的大小归因于优化摩擦（Chetty等，2011；Kleven和Waseem，2013）。（2）填补了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评估的缺口。已有文献大都关注大中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而忽略了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既是减税的重点，又具有特殊性，填补相关文献在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评估方面的缺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3）弥补了已有文献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程度关注不足的问题，评估减税效果应当将税收优惠落实程度考虑在内，这不仅适用于税收优惠政策，也适用于其他政策的评估。（4）丰富了企业创新行为的文献，本文发现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创新行为上存在异质性，小微企业由于研发能力不足，在减税后更倾向于直接外购无形资产或设备，而不是以往文献中的提到的增加研发投入。

（一）聚束效应的相关文献

聚束主要是指制度设计中不连续点附近产生的集聚现象。其基本原理是在非线性选择集下，不连续点附近会存在期望效用或利润的突变，进而产生集聚现象。Saez（2010）、Chetty等（2011）、Kleven和Waseem（2013）发展了基于集聚现象的分析方法，Kleven（2016）对聚束方法的应用进行了详细总结。由于该方法在识别行为反应方面的优势，在学术界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文献中的聚束效应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其中Saez（2010）和Chetty等（2011）发展了基于拐点的聚束，Kleven和Waseem（2013）发展了基于间断点的聚束。其中拐点产生于选择集斜率的离散变化，而间断点产生于选择集截距的离散变化。

由于在拐点和间断点周围的聚束量与应税收入弹性成正比，最初的聚束效应用于估计应税收入弹性。Saez（2010）利用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产生的拐点进行估计，发现第一个拐点的应税收入弹性为0.25，但异质性分析表明应税收入弹性基本来自个体经营者，而非依靠工资收入的纳税人。Kleven和Waseem（2013）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他们利用巴基斯坦税率级次点产生的间断点发现应税收入弹性不到0.05，优化摩擦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Devereux等（2014）、Bastani和Selin（2014）等也做了类似研究。

随后的研究逐步拓展到其他识别行为反应的领域，例如DeFusco和Paciorek（2017）利用美国按揭贷款一系列限制条款产生的间断点分析了按揭贷款利率和按揭贷款需求之间的关系，发现利率每提高1%，贷款需求降低大约2%到3%。Almunia和Lopez-Ｒodriguez（2018）将聚束方法用于识别纳税人对税收征管强度变化的反应，西班牙政府对营业收入超过某一限额的企业实行更严格的税收征管措施，从而形成税收征管的间断点，该文发现企业会选择降低自身的营业收入使之位于间断点以下。

由于聚束反映税收超额负担的程度，同时能够用于识别行为反应，所以Chen等（2018）利用聚束方法来研究减税效果，发现对研发投入高于某一阈值的企业给予减税政策，能够使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增加。

（二）减税效果的相关文献

减税作为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在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因此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评估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减税降费时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是受到各界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已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探讨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各种效果。其中宏观视角包括减税对就业、区域再分配等方面的影响（Zidar，2019）；微观视角包括减税对企业价值（刘行和叶康涛，2018）、生产效率（Liu和Mao，2019）、投资（申广军等，2016）、创新（李永友和严岑，2018；Chen等，2018）、企业绩效（Kosonen，2015）、资本结构（申广军等，2018；Devereux等，2018）等各方面的影响。

减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投资和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例如Liu和Mao（2019）发现增值税转型后，相对于非试点企业，试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8.9%。郑宝红和张兆国（2018）以2008年新所得税税法实施为外生冲击，研究所得税税率降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减税会通过资源配置、融资约束、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不够健全的制度环境抑制了减税效果，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胡凯和吴清，2018）。

关于减税对投资影响的研究中，较多文献研究加速折旧和其他税收优惠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如刘啟仁等（2019）将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加速折旧显著增加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企业自购固定资产，减少了租赁行为。Zhang等（2018）利用增值税转型的准自然实验，发现固定资产可以抵扣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加28%。樊勇等（2018）则从税收凸显性的视角探究了减税的影响，发现税收凸显性越高，减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越大。

与投资密切相关的是企业创新。部分学者通过各种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减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减税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李林木和汪冲，2017；Jia和Ma，2017；Guceri和Liu，2019）。也有部分学者发现，只有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而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倾向于外购技术（李永友和严岑，2018）。

已有文献较全面地研究了减税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果，但大都以大中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具有规模小、财会制度不健全、研发能力不足等特点；而且小微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了解不足，政策落实程度较低。本文对小微企业减税效果的研究是对国内相关文献的丰富。

在不考虑其他政策的情况下，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存在使得中国企业所得税本质上可以类比为全额累进税率，以2015年为例，相当于应纳税所得额低于20万的企业税率为10%，应纳税所得额为20-30万的企业税率为20%。全额累进税率会在税率级次点附近形成间断点，按照Saez（2010）、Kleven和Waseem（2013）的研究，纳税人会在间断点附近形成聚束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2015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后，理论上会在应纳税所得额20万间断点周围形成聚束效应。然而上文图1表明在间断点周围没有形成山峰状集聚，即不存在明显聚束效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现有的减税力度不足以产生聚束效应；二是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程度不够，使得聚束的效果被平均，无法从总体样本中观测到显著聚束效应。下文采用Bunching和DID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的具体原因，同时也分析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研究设计

1.聚束。由于聚束区域内企业的集聚程度和企业对税率变动的行为反应程度成正比，所以Bunching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比较聚束区域内企业的实际分布和反事实分布的差异，对企业的行为反应进行估计。由此可知，Bunching的核心是对反事实分布的准确估计，基本思路是假设非聚束区域不受到间断点的影响，通过非聚束区域的拟合估计反事实分布。

反事实分布是聚束方法的核心，需要对反事实分布的估计做更多的稳健性检验，在下文我们将检验参数的选择对结果的影响，包括多项式次数q、聚束区域和拟合范围的选择是否影响结论，此外采用考虑了约整数效应的估计方法和基于事前分布的估计方法，从多个方面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2.双重差分法（DID）。双重差分法在本文中的主要作用是佐证Bunching的结果，检验减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投资和创新行为的影响。其基本思路是将政策变动视为一次外生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控制组模拟实验组未受到政策效果影响时的情况，从而缓解普通回归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是2014-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小微企业数据，即2015年满足小微企业条件的样本。该数据是由政府向企业发放调查表的方式分层抽样得到（申广军等，2016），相较于其他常用的微观企业数据，该数据的优势在于包含众多的中小企业，为研究小微企业的减税效果提供了数据基础。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修正数据中格式异常的情况，如企业开业时间填写为“20080101”的数据，修正为“2008”；（2）剔除变量取值范围不合理的数据，如企业年龄为负的数据；（3）除取对数变量和虚拟变量以外，删除其他所有变量上下各0.1%分位数的样本。表2展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政策变化前各变量的基本信息和组间差异，政策变化前控制组和实验组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选取的控制组较为合理。

本部分首先通过总体样本，分析2015年整体的聚束程度和减税效果；然后将样本分为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和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探究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的具体原因，并分析企业对减税政策的真实反应，反映政策落实到位时的减税成效。

（一）基于总体样本的分析

1.税款和税率比较分析。现有文献往往假设企业都能够享受符合条件的税收优惠，即做到了100%的“应享尽享”，这一假设在使用大中型企业样本进行研究时产生的问题较小，但在小微企业样本中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由于小微企业受税务管理水平、纳税成本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小微企业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比例可能低于企业的相应平均水平。因此我们首先检验企业的税款和税率，直观了解企业税收优惠的实际享受情况。

图4 税款和税率在间断点两侧的分布( 总体样本)

图4展示了2015年税款和税率在间断点两侧的分布，其中实线表示实缴税款和实际税率（实际税率为实缴税款与应纳税所得额的比值），虚线表示在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下理论上的应缴税款和税率。图中有两个信息值得关注：首先，间断点两侧的实际差异小于理论差异。例如从图4(a)可以看到，间断点两侧实缴税款仅相差大约0.5万元，而理论上应缴税款应当相差2万元（20×10%）。从图4(b)也可以看到，间断点两侧实际税率仅相差大约3个百分点，而理论上应当相差10个百分点。其次，间断点两侧的实缴税款和实际税率都高于理论值。从税款来看，间断点左侧实缴税款比理论值高1到2万元，间断点右侧实缴税款比理论值高大约1万元；从实际税率来看，间断点左侧实际税率比理论值高11个百分点左右，而间断点右侧比理论值高4个百分点左右。

无论是间断点左侧还是右侧，总体样本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均高于20%，这表明无论是20%减半还是20%的优惠政策，都有相当一部分有资格享受的小微企业没有享受，因此导致总体税率被拉高。进一步地，通过税收调查数据中“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减免所得税额”这一变量可知，2015年仅有大约30%的符合条件的企业实际享受了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总体上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程度较低，平均税率并未达到减税预期的程度。税收优惠落实程度是影响减税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下文从落实程度出发探究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2.聚束程度。图5给出了2015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周围企业的聚束情况，图中黑色实线表示实际分布，灰色实线表示估计得到的反事实曲线，虚线表示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间断点的位置。图中右上角为计算得到的相对聚束程度和应税收入弹性。样本拟合范围为12万到28万元，聚束区域为19.7万到20.3万元，多项式次数为5次。可以看到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间断点附近并未出现如图3(c)所示的山峰状集聚。计算得到的相对聚束程度仅为0.0958，应税收入弹性为0.0041，均未显著异于0，估计结果表明上文直观证据的判断是正确的，间断点附近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

图5 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间断点的聚束程度（总体样本）

3.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投资和创新。本文借鉴Almunia和Lopez-Ｒodriguez（2018）的研究，通过观察间断点两侧企业主要变量的差异做进一步分析，同时采用DID的方式进行佐证，通过这些差异可以直观地分析小微企业的减税成效。图6是税收优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黑色实线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在每组的均值，从图中可以看出，间断点左侧的全要素生产率略高于右侧，表示减税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图6右上角的DID系数为正且显著，证实了这一结论。本文全样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5.69，因此税收优惠使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升5.8%（0.3273/5.69）。

图6 全要素生产率在间断点两侧的分布（总体样本）

图7探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具体的企业投资和创新行为的影响。图7(a)和(b)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投资。可以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投资在间断点两侧没有显著差异，同时DID系数也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后，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投资总体上没有显著增加。图8(c)和(d)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从图中均值来看，小微企业研发投入几乎为0，而无形资产投资占营业收入的1%左右。在政策实施后，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变化，而无形资产投资在间断点两侧存在显著差异，且DID系数显著为正。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政策实施后，大中型企业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但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相比缺乏研发能力，主要依靠直接购买成型的技术等途径提升自身的生产率。

由于总体样本的效果只是平均后的效果，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状况，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进行判断。

图7 投资和创新行为在间断点两侧的分布（总体样本）

（二）基于分样本的分析

考虑税收优惠的落实程度后，需要将样本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和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通过分析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可以得到企业对减税的实际反应，体现政策落实到位的减税效果，而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用于佐证本文的结论。

图8 税款和税率在间断点两侧的分布（分样本）

1.税款和税率比较分析。按照预期，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的实缴税款和实际税率应接近理论值，而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实际税率应当集中在25%左右。图8(a)和(b)展示了实际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的实缴税款和实际税率分布，虽然实际分布依然略高于理论分布，但相较于图4中总体样本，实际值和理论值已经较为接近，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的确享受到了减税红利，税负有所下降。图8(c)和(d)为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实际税率在25%左右波动。

2.聚束程度。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样本的聚束程度反映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真实效果，按照预期，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应当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图9展示了分样本的聚束程度，计算聚束程度时选取的多项式次数、样本拟合范围和聚束区域与上文相同。图9(a)是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样本，间断点处可以看到类似理论分析中图3(c)的山峰状集聚，相对聚束程度为1.3910，应税收入弹性为0.0590，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显著聚束效应。该结论表明当前减税政策的潜力较大，但需要加强政策落实，提高政策有效性。图9(b)表明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间断点处未发现明显的山峰状集聚，相对聚束程度为-0.2065，应税收入弹性为-0.0088，均未显著异于0，因此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由于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在间断点附近不会形成应缴税款和税率的突然跳跃，不存在实质性的间断点，企业不存在为了减轻税负而聚束在间断点的动机，因此没有产生显著聚束效应。

图9 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间断点的聚束程度（分样本）

图9还表明，由于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程度较低，实际享受税收优惠企业产生的聚束被稀释，最终使得总体样本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

3.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投资和创新行为。下面分析实际享受和未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投资和创新行为，用于佐证Bunching的结论。同理，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样本在间断点两侧的差异表明减税的实际效果，同时预期未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样本在间断点两侧不存在显著差异。

图10展示了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样本全要素生产率在间断点两侧的差异，可以看出，相较于图6的总体样本，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差异更为明显，左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比右侧高0.5左右，表明税收优惠确实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DID的系数同样说明这一事实，平均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约13.3%(0.7548/5.69)，该结果是总体样本结果的两倍以上，显著高于总体样本结果。这一结果说明如果政策全部落实到位，减税的总体效果将会大大提高。

图10 全要素生产率在间断点两侧的分布（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

图11分析企业投资和创新行为，其中图11(a)和(b)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投资。图中结果表明间断点左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投资略高于右侧，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投资的DID系数均显著为正。图11(c)和(d)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无形资产投资，其中无形资产投资的DID系数显著为正。减税对小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固定资产投资、人力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增加。这从也侧面说明减税后小微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倾向与大企业有所不同，小微企业可能更倾向于直接外购成型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开展自主研发。

图11 投资和创新行为的分布（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

图12是没有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间断点两侧的差异。可以得到两方面信息：首先，由于这部分企业没有享受税收优惠，不存在实质性的间断点，间断点左侧的企业也没有面临更轻的税负，因此间断点两侧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差异。DID的系数不显著，同样表明这一结果。其次，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大约为5.4，而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在间断点两侧的平均值均在5.5以上，高于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样本的平均值。由于这一分类可以看作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状态，因此侧面说明了税收优惠的长期效果，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本文仅分析短期效果的不足。

图12 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布（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

图13是没有享受税收优惠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行为，同样可以得到两方面结论：首先，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在间断点两侧没有显著差异，且DID系数均不显著，总体样本中观测到的税收优惠的促进作用来自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其次，相较于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人力投资、研发投入和无形资产投资方面的均值都更低，可以从侧面说明税收优惠在长期对投资和创新的促进作用。

图13 投资和创新行为在间断点两侧的分布（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

（一）Bunching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1.敏感性检验。由于多项式次数、聚束区域和样本拟合范围的选择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因此本文首先从这3个方面进行敏感性检验。改变多项式次数，分别选用4次和6次，总体样本和没有享受税收优惠样本的相对聚束程度和应税收入弹性都稳定在0周围，均不显著，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相对聚束程度和应税收入弹性与基准结果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改变聚束区域的选择，分别扩大和缩小了聚束区域，总体样本和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同样均不显著，而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相对聚束程度稳定在1.4到1.5之间，应税收入弹性稳定在0.06左右，没有显著变化。改变样本拟合范围，分别扩大至10万到30万和缩小至15万到25万，结果同样没有显著变化。从整体结果来看，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2.约整数效应。本部分考虑约整数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此处的约整数是指能够被一万整除的数，约整数效应是指由于实务交易中的一些原因，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可能会倾向于以约整数的形式出现，即使不存在间断点，应纳税所得额也可能在约整数附近产生集聚（Kleven和Waseem，2013；Kleven，2016），由于间断点往往位于约整数上，因此间断点附近聚束程度的估计可能受到约整数效应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与基准结果相比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较为稳健。

3.基于事前分布的反事实估计方法。反事实估计方法的理想目标是直接得到未出现间断点时的现实分布情况，基于这一思路，除了本文所述的估计方法，Devereux等（2014）还提供了另外一种反事实估计方法，即采用间断点出现前或者间断点消失后的现实分布估计反事实分布。这种方法所依赖的假设是如果不存在间断点，每年的分布是类似的，本文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本文中2014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间断点尚未形成，因此可以用2014年的分布来估计2015年的反事实分布。估计结果与上文没有显著差异。

（二）其他稳健性检验

首先，为了保证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分析结果不是由于计算方法导致的，本文采用OP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发现间断点两侧分布与DID结果均未发生显著变化；其次，由于小微企业财会制度不健全，存在需要通过核定征收方式征税的企业，为防止这部分样本对结果造成影响，将其剔除，结果同样未发生显著变化；最后，相较于投资、创新等变量，企业的资源消耗可以更为精确地反映企业真实的生产情况，此处通过企业电力、煤炭、油、天然气和其他气体的消耗量佐证税收优惠对企业的影响，结果与上文结论相符。回归结果省略备索。

中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会在税收优惠条件的临界值产生间断点，因此理论上会产生显著聚束效应，但现实证据却表明间断点附近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本文探究了理论和现实证据产生差异的原因，并分析了小微企业的减税成效。

本文基于2014-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Bunching和DID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间断点不存在显著聚束效应。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满足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的企业中仅有大约30%的企业实际享受优惠，比例较低，通过总体样本观测时聚束效果被平均，导致无法观测到显著聚束效应。可见Bunching分析中聚束程度不仅会受到已有文献中提及的优化摩擦的影响，还会直接受到政策本身落实程度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2015年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减税成效，从总体样本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5.8%，仅考虑实际享受税收优惠的样本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13.3%，两者差距较大。因此在减税降费改革中，政府在做好制度设计的同时，更要关注政策的具体落实，以充分实现改革的政策红利。

本文所关注的是一个经验研究和政策调控中都需要重视的问题，即政策落实程度。从经验分析过程来看，考虑到现实中各类政策的落实程度都可能存在打折扣的现象，不能满足大多数经验分析的基本假设，因此经验研究需要将政策落实程度考虑在内。例如Bunching分析中聚束程度的大小会受到政策落实程度的影响，基于DID方法的研究则需要谨慎考虑是否应当将理论政策覆盖范围中没有实际受到政策影响的样本纳入实验组中。从政策调控来看，政策落地是“最后一公里”的工作，只有做好这项工作，才能够真正实现政策的预期调控效果。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 2020年第3期。本文为原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