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减贫人数规模达7.7亿，并于2020年年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书写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对此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巨大的减贫成就主要是由经济增长，尤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汪三贵，2008）。从1978年开始，我国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乡镇企业等，这些都很好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也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供了机会，外出打工收入改善了农户的经济状况，也有助于农村人口脱贫（Du et al.， 2005）。地区性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但它并不能使得所有农户都脱离贫困。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政府根据各个时期贫困的具体特征先后实施了多项扶贫政策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总结我国过去四十年的贫困特征和扶贫工作的重心，可以发现，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以贫困地区为瞄准对象的区域开发阶段到以贫困户为瞄准对象的精准扶贫阶段。自1986年开始确定国家级贫困县，一直到2000年，扶贫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以贫困县为扶贫瞄准对象。经过这15年的努力，中国区域连片的贫困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贫困人口也不再集中分布在贫困县内。针对这一特点，21世纪初的扶贫政策要求扶贫工作要重心下沉，20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4.8万个扶贫重点村，将扶贫资金的投入重点由大力发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改善自然条件转向直接帮助贫困人群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此后的扶贫工作在着重扶持农户提高自身生产力的同时，还以乡村为单位加强基本农田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诸如人畜饮水、通路、通电、通广播电视、修建卫生院、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等。

在我国到此时为止的扶贫实践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扶贫项目的瞄准性，即扶贫资金是否都用于了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户。扶贫项目瞄不准的情况通常可以分为两种，高收入人口获得扶贫资金（“错瞄”）和低收入人口未获得扶贫资金（“漏瞄”），它们都会影响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扶贫资金主要是以县为瞄准单位，贫困县的确定标准主要是1992年该县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因素，如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县领导人的政治联系等，都会影响该县被确定为贫困县的概率。随着扶贫资金的增加和覆盖面不断扩大，漏瞄的现象逐渐减少，但是错瞄的现象逐渐有所上升（Park et al.， 2002；Yue and Li， 200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努力，2000年以后我国的贫困人口不再集中分布于贫困县内，因此，扶贫瞄准对象偏向以村为单位，有时也会以户为单位。相对于以县为瞄准对象，低级别的村级瞄准应该具有更为精确的瞄准性，但是因为缺乏可靠的村级资料，所以当时确定贫困村的办法是让各县对其村落计算一个相对的贫困指数，选取贫困指数高的村子作为贫困村。这种方式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因为一些因素也出现了瞄不准的情况。比如，贫困村的确定取决于村在各自县内的相对贫困指数排序，而非全国统一的绝对贫困标准，而各县计算贫困指数的指标和权重也不完全相同；还有乡村领导的政治联系以及县倾向选择增长潜力较大的村来显示扶贫政绩等（汪三贵等，2007）。贫困户的确定也不仅仅依赖于家庭人均收入这一指标，往往采用了多维的标准，这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我国农村致贫原因比较复杂，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现象严重。为了提高扶贫项目的瞄准性，我国后来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

本文的研究着眼于我国21世纪扶贫开发第一个十年纲要（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期间的一个旨在帮助农户扩大其自身生产经营能力从而实现增收的“到户”的扶贫政策——对农户的扶贫资金支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1），利用2006—2010年农村贫困监测数据中3226个村20950个农户连续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其对于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及内在机制。本文的研究不单在于简单评估当时这一政策的效果，而是通过这一政策来剖析扶贫款对于农户家庭内部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其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阶段实行的以户为瞄准单位的“精准扶贫”政策。

与以往基于县级、村级或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数据优势，研究了农户在获得扶贫资金后各项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这一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到户扶贫资金实际上是农户家庭纯收入的一个部分，所以当我们评估扶贫项目实施效果时，如果只是简单地采用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就无法判断收入的增长是农户因自身生产能力的提高而带来的收入增长（即农户取得转移性收入之前的收入，本文称为市场收入），还是仅仅因为收到扶贫资金而带来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开发式扶贫工作的目标是希望通过相关的政策培养农户提升自身的生产力，形成稳定的收入增长来源，从而达到持续性的脱贫，所以针对农户市场收入的考察对于评估扶贫政策的效果以及其可持续性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本文对于农户各项支出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揭示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探究扶贫资金影响收入的机制。

本文基于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对到户扶贫资金的效果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到户扶贫资金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水平，但是收入增长主要是源于接受扶贫款后展现的来自政府的转移收入的增长，其市场收入的增长并不显著。在支出方面，农户不仅增加生活性消费支出，也增加了生产经营上的投入，只不过这种投入并未带来其农业生产产量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到户扶贫资金并未提升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受样本限制，本文的结论只反映扶贫资金的短期效果，长期的效果则有赖于后续的研究。

二、实证部分

（一）实证研究方法

为了评估扶贫资金对于农户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效果和机制，本文采用了双差分的回归分析方法。Treatit为政策变量，指代农户i在第t年是否受到扶贫资金的影响，根据贫困监测调查中农户对于“得到的扶贫资金（包括实物折价）”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义。如果当年度农户获得的扶贫资金数目大于0，则Treatit="1，否则，Treatit=0；并且对于同一农户而言，一旦Treatit=1，那么其以后年度的Treatit也等于1。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2006—2010年的贫困监测调查。这项调查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在调查范围上涵盖了这一时期确定的592个位于中西部21个省（区、市）的所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俗称贫困县），对于我国贫困状况有着较强的代表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11）。本文研究所用的样本为作者所能获得的这一时期连续出现5年的农户平衡面板数据，约占总样本的73.7%。

在变量的构造方面，选取了家庭人均纯收入，由农户全年纯收入除以其常住人口数得到。

（二）实证研究结果

到户扶贫资金在投放时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未让低收入的家庭受惠更多，瞄准性存在问题。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接受到了扶贫资金后，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3%左右。在分收入类别考察之后发现，这一收入的增长大多来自农户由于接受到扶贫款而带来的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而非因自身生产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市场收入的增长。进一步对农户农产品产量和支出结构分析之后发现，到户扶贫资金在增加农户生活性消费的同时，也促使农户增加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投入，但这种投入的增长在短期内却并未带来产出的相应增长。

三、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从更为细致的微观层面分析了到户扶贫资金对于农户收入和支出影响，对于理解和评估我国现今的扶贫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仅仅给予农户资金的支持，虽然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消费以及生产经营上的投入，但是并未有效地带来农户生产能力的提高。如果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针对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农户致贫的具体原因，采用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农户。这也恰恰体现了我国现今“精准扶贫”政策的精神，不仅仅是需要对于全国的贫困户建档，做到“扶持对象精准” （汪三贵和刘未，2016），而且应该因地制宜，执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做到“措施精准”。所以我们观察到“精准扶贫”的政策在现实中呈现了多样化的特征，如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异地搬迁等。其次，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评估扶贫工作成就时，需要保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做到“脱贫成效精准”（汪三贵和刘未，2016），即哪些脱贫是因为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那么这些农户在今后就可以不再或者较少地依赖政策性的扶持；哪些脱贫主要依赖于政府扶持来脱贫，而农户自身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例如农户本身不具备生产能力），那么今后对于这些农户可能就需要给予持续性的政策支持。这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达到持续性的脱贫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