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内需市场的潜在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在于居民消费在总需求中的占比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虽能在短期内填补消费需求缺口，但投资易引发“多马效应”，净出口规模过大易引发海外贸易保护主义反弹，反而加剧产能过剩。长期依赖这种模式可能导致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提高消费率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必然选择。包括就业保障在内的广义社会保障不仅是民生安全网，也是内需增长的催化器，在国内大循环中意义重大。财政净支出在弥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和稳定预期进而提高居民消费率，我国经济将步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一、引言

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形成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是未来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目标。近几年来，我国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不断做强国内大循环。但是，即便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净出口占总需求比重仍然持续偏高，国内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未充分发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对此，本文首先从总需求四要素入手，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用来探讨财政净支出（财政赤字）在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中的重要作用。然后，运用该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并论证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突破点。进而，通过分析指出，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中的财政净支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居民消费。最后，讨论通过扩大财政净支出，将用于净出口的部分实际资源定向转变为支持居民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的必要性，论证其推动国内大循环成为主导机制，并助力国民经济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重要性。

二、财政净支出在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中的基本作用

（一）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居民消费需求缺口

凯恩斯将总需求（D）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D1和D2。其中D1是指由私人部门就业及其收入所决定的需求，会随着就业量及其收入的增长而增加，这部分直接决定居民消费需求；D2是指私人部门就业量及其收入以外的变量，它不会随着私人部门就业量及其收入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包含与私人部门就业量及其收入不相关的支出，这部分间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居民消费需求主要由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而边际消费倾向通常大于0且小于1。这意味着，如果收入增加1元，消费会随之增加，但所增加的额度将小于1元，这就是“边际消费递减”。基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消费的增加额占收入增加额的比例会越来越小，未支出的收入沉淀为储蓄，由此会导致消费增长跟不上收入增长，而当私人意愿支出低于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或潜在产出所要求的消费规模时，就会出现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如果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有消费意愿但无支付能力），则会进一步降低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加剧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企业雇佣更多工人并支付他们工资，会提高总需求，但总需求提高的幅度小于工人收入增长的幅度。在总量上，如果新雇佣的工人只消费工资的一部分，就意味着这些新工人工作的产出，没有被全部销售并转化为盈利，那么企业就难以赚回他们新增的工资支出。这一分析适用于所有收入，包括工资、利润和租金。虽然收入随着生产扩大而增长，但由于“边际消费递减”，生产扩大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不会都用于消费，这就意味着企业难以收回成本。而对于企业来说，只有在能收回成本的情况下，才会愿意雇佣工人生产相对应的产品。

显然，如果总需求只包括居民消费需求（D1），那么有效需求的均衡点，即社会总供给价格与社会总需求价格相等时所决定的社会总需求水平就不会存在。因为只要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决定企业要获得多少收入才愿意雇佣工人的预期成本就总是大于雇佣工人带来的预期收入（即通过销售产出来满足D1所获得的收入），而这个差值就是居民消费需求缺口。

（二）居民消费需求缺口的弥补途径

企业如果要扩大再生产，就要求实现与扩大再生产支出的成本相对应的全部收入，这就意味着居民消费需求缺口必须得到填补，而这一缺口的填补只能来源于D2。只要D2是正值，就可以起到填补需求缺口的作用，D2的规模决定了总需求不足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D2包括投资、净出口和主权货币体系下政府的财政净支出（以下简称“财政净支出”）。

从投资方面看，其包括企业（含国有企业）和财政净支出对生产资料及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的投资。财政净支出包括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我们先看企业投资和财政在投资上的净支出。在D2中，只要投资能够吸纳过剩产品，没有产生或刺激新的生产过剩，那么投资（包括财政用于投资的净支出）在填补需求缺口中就能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人们经常将总需求构成简化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凯恩斯甚至认为，投资不足是造成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只要政府采取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企业投资，就可解决萧条和失业问题。然而，这一观点存在明显局限：一是忽视了萧条和失业的核心诱因是购买力不足引发的消费不足；二是忽视了“多马效应”的影响，即投资虽有填补需求缺口、缓解销售困难的作用，但在许多情况下，投资增加的产能将超过总需求的增加，加剧产能过剩问题，导致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生产过剩的问题最终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从净出口方面看，净出口是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代表国外部门对本国产品的净需求，可以带来D2的增加，因而有利于缩小居民消费需求缺口。这是很多国家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因。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同时实现净出口为正，这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从全球视角来看，总出口额与总进口额必然相等，因此部分国家的贸易顺差，必然对应着另一部分国家的贸易逆差。

当国家成为没有内在价值的法定货币的垄断发行者之后，贸易顺差国实际上是在用耗费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与贸易逆差国交换几乎没有生产成本的纸币或数字货币。贸易顺差国承担了生产成本，却无法消费这些出口到国外的商品或将其投入到本国的扩大再生产之中，得到的只是不断贬值的外国货币，这将造成本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而在贸易平衡的条件下，“相较于出口导向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地被留在了国内经济之中”。因此，净出口不是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的有益方式。

（三）在贸易平衡条件下，政府财政净支出是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的必选项

上文分析了投资和净出口，下面分析财政净支出是否可有效填补居民消费缺口。在理论分析上，贸易平衡是认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出发点。

企业受雇劳动者的消费倾向随就业及其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种储蓄行为使得受雇劳动者无法买下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造成居民消费（D1）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生产过剩。企业随之不再雇佣新的劳动者，甚至解雇工人，导致国民收入水平和GDP增长速度下降，这就需要D2填补居民消费不足的需求缺口。但通过刺激企业投资以及财政在投资上的净支出填补居民需求缺口，将会产生新的生产过剩（“多马效应”）；而长期依靠净出口填补居民需求缺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一种“使己受损”和“自讨苦吃”的战略。因此，应该用财政净支出替代净出口，实施“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对外贸易新战略”。

政府财政净支出，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从而留归私人部门支配的那部分货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财政赤字。在私人部门内部，若无外部净货币注入，一项支出会被另一项收入抵消，反之亦然，因此作为整体的私人部门总收入不会增加。同理，在私人部门内部，一项金融资产会被对应的另一项金融负债抵消，其内部无法产生净金融资产。可见，私人部门的总收入，或不包含实物资产的金融总储蓄（以下简称总储蓄）的增加，必须来自其外部，即来自作为主权货币垄断发行者的政府在购买私人部门商品和劳务、发放福利等支出中，未通过税收和行政收费收回的那部分货币。

作为本国货币垄断发行者的主权政府，其支出并不依赖于税收与借债。它实际上是通过创造货币进行支出，再通过税收与收费回笼货币，并通过降低税费规模，为私人部门留下归其所有的货币，其中也包括私人部门用于购买附息国债的货币。政府财政净支出（财政赤字）在逆周期调节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卡莱斯基（Kalecki）利润方程的变体———国内私人部门总储蓄=企业税后总利润－资本家消费+工人储蓄=总投资+财政赤字+贸易顺差———也表明，当贸易顺差为零和企业投资填补私人需求缺口受限时，填补居民消费后形成的国内私人部门总储蓄主要来自财政赤字。

总之，与当前很多人的固有认识不同，“从宏观角度来看，进口是一种收益，而出口是一种成本。因此，贸易逆差意味着净收益”。在此视角下，通过财政净支出替代净出口来填补国内私人需求缺口，是一种有效且有益的战略选择。私人部门作为整体，其收入或净金融资产的不断增长是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的基础。为此，国家财政可通过实施持续的财政净支出，即所谓“永久的赤字”，来增加私人部门的整体收入，进而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财政净支出对促进一国内需的蓬勃发展具有根本性作用，尤其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用于投资的财政净支出可以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但与企业投资一样，其也存在增加的产能超过总需求增加额的“多马效应”问题。因此，有必要讨论财政在消费上的净支出如何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的问题。

三、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任务

（一）财政净支出弥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的四种途径

从宏观核算角度看，财政净支出在本质上即构成财政赤字。一般来说，财政净支出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主要有四种途径：减税降费、政府增加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增加政府支出以及直接雇用失业者。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支出通常“不包括政府的转移支付，例如在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转移支付包含在内，那么就会出现重复计算，因为大多数转移支付将被用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从而在国民收入核算时已计入消费之中；但“对居民个人的部分转移支出，如政府部门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支出”是计算在政府消费之中的。政府支出由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一年内支出趋向耗尽的计入政府消费，超过一年的则计入政府投资。政府对企业实施减税降费，将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但对企业减税降费以及增加投资性财政净支出，在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方面均存在“多马效应”问题。因此，综合考虑，政府以促进消费为目的的财政净支出，有以下四种途径可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最大效率地提升居民消费率，即按支出法计算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一是通过结构性减税降费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遍高于高收入群体。因此，对该群体实施减税降费，特别是减免其医疗、养老、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缴费，能够显著增加其可支配收入，进而更有效地转化为消费需求。这一方式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二是通过强化转移支付提升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提升其即期消费能力的直接手段。此举不仅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还能通过提高受助群体的实际购买力，精准释放消费潜力。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确保资金向中低收入群体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对提振整体消费至关重要。

三是通过就业支持政策稳定居民收入预期。政府通过直接开发岗位或实施就业保障吸纳失业人员，能够直接扩大就业、增加家庭收入，从而为消费提供坚实支撑。稳定的就业是改善收入预期、弱化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关键，能够让居民更敢于消费。

四是通过扩大政府消费直接拉动内需。政府直接购买国内产品和服务，不仅本身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还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部门就业和收入增长，进而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优化政府投资与消费结构，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有助于形成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的局面。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下文将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构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基础上，讨论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以明确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居民消费率。

（二）做强国内大循环必然要求提高居民消费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经历了深刻而持续的重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总体呈震荡下降趋势自1976年的53%下降至2010年的35%，虽然之后回升至2024年的40%，但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同期，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占比上升，在2004年后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净出口在某些阶段对GDP增长的贡献突出，政府消费支出占比整体平稳上升。这一变迁折射出我国从内需主导逐步转向投资与出口双轮驱动的增长模式，该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得到持续巩固。

居民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的背后，交织着多重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早期农村改革红利消退后，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速。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原有社会保障体系承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在财政平衡理念与地方招商引资竞争的背景下，劳动报酬占比受到抑制，制约了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激励地方政府倚重投资与土地财政。加入WTO后外向型经济模式进一步强化，资源向出口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客观上挤压了消费空间。财政净支出的结构偏向亦是关键成因。图1显示，除1999—2002年主要因安置下岗职工使政府消费短暂上升外，其余时期政府消费占比基本平稳，这反映了财政在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净支出规模增长相对有限，资源更多投向投资领域。这种支出结构虽在特定阶段弥补了需求缺口，却也加剧了结构失衡。例如，2009年“四万亿”投资计划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却因未正视居民消费不足这一根本性约束，产生“多马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产能过剩，并在一些领域引发后续债务高企等问题。

图1 1976-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在 GDP 中的占比

注：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自制。

当前，我国总需求结构转型已进入关键阶段。投资与出口拉动模式面临内外双重约束，政府消费扩张空间有限。国际比较也凸显我国提振消费的紧迫性：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9.13%，远低于美国的67.90%、世界平均水平的56.49%，也低于OECD国家在2010—2016年间约59%的平均水平。可见，提升居民消费占比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现实需要，更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任务。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切实扩大居民消费，才能实现向内需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笔者认为，将居民消费占比逐步提升至20世纪80年代初53%的水平，并进一步向59%的远景目标迈进，既有利于充分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也是实现从国际大循环为主向国内大循环为主转型的重要举措。

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从收入端着力，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消费以收入为基础，在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稳定性不足、收入预期偏弱、资产缩水的背景下，脱离收入增长的消费刺激措施效果有限。提高劳动者货币收入是提升居民消费率的根本措施，但在当前企业经营承压、负债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直接调整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加剧企业经营困境。因此，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政府转移支付，可成为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的战略性选择。此举有助于扩大市场需求，为企业创造盈利空间，实现劳资双赢，并为后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四、社会保障在消费和财政驱动的国内大循环中的战略性地位

（一）社会保障体系在内需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从经济史视角来看，社会保障并非单纯的社会福利支出，而是构建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国内大循环中，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107599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3068万人。这一全覆盖的社会保障网络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等发展目标，凸显通过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激活内需的战略导向。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边际消费倾向，为扩大内需创造必要条件。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相对于同等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也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居民消费率近年来一直维持在40%左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50%～70%的比重相差甚远。在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因素中，政府部门在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不充分、不均衡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我国公共养老支出和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也低于俄罗斯、巴西等国。这些差距反映出，通过财政净支出等措施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历史经验表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通过强化“三条保障线”、推进全民医保、建立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措施，有效提振了消费，促进了经济恢复，彰显了社会保障作为经济运行“减震器”的突出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二）社会保障与加快向国内大循环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社会保障通过三条路径发挥战略作用。首先，通过增加财政净支出等措施，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制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直接减轻居民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负担，提升居民即期消费能力，实现“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其次，通过就业优先政策和就业保障制度建设，夯实居民持久收入的基础，实现“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最后，通过强化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持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消费升级提供持续动力。我国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且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前述财政净支出填补居民消费需求缺口的四种途径中，最能兼顾民生改善与消费提振的措施，莫过于减免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缴费（相当于民生领域的减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并实施直接雇用失业者的就业保障政策。这些措施形成“减负—增收—稳预期”的政策闭环，其核心逻辑是把更多的财政资金和实际经济资源“投资于人”，推动实现发展方式从“物本优先”向“物人协同”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面临城乡、区域差距明显，灵活就业人员覆盖不足等挑战。“十五五”时期，社会保障体系的深化改革需聚焦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以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应着力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推动更多灵活就业人员“应保尽保”，并建立合理的待遇增长机制。同时，应加快建立和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等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以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并推动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发展银发经济。这些举措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口根基和健康根基。

五、消费和财政驱动的国内大循环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到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从投资与出口驱动模式向内需驱动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大循环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这一时期，也将伴随着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到来。这些转变，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战略紧迫性。理解这一模式转型，需结合我国总需求结构的长期演进、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综合研判。

从需求结构演进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显著的结构性变迁。尽管净出口在支出法GDP中的占比并不高，但其背后是规模可观的出口总额所支撑的外向型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这种外向型增长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伴随出现了国内居民消费率趋势性下降、投资率偏高、内部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结构性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为核心政策导向。这正是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握和战略部署。

做强国内大循环，核心在于有效提升居民消费率，特别是激发广大群众的消费潜能，政府财政净支出（财政赤字）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图2表明，国内非政府部门盈余是由政府财政赤字和贸易盈余共同形成的。当贸易盈余为零即贸易平衡时，国内非政府部门盈余完全来自政府财政赤字，也就是政府财政赤字为国内非政府部门提供净金融资产（总储蓄与相应货币收入）。正如卡莱斯基指出的，财政赤字是一种替代对外贸易的“人为的贸易盈余”，是面向“国内出口”。政府的财政净支出能够同时实现扩大总利润、增加总工资、扩大总产出乃至实现充分就业等目标。

图2 中国部门平衡状态图（1990-2024年）

注：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制。

因此，若能通过扩大财政净支出的方式，将输往国外的、用于维持贸易顺差的部分资源定向转化为支持居民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内资源，则能在不引发通胀压力的情况下，有效提升国内需求水平和国民福利。例如，通过财政支持进一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释放消费潜力。这并非“印钱消费”，而是将国内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可利用的实际资源更有效地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由“生产导向”向“需求导向”，尤其是向“消费导向”的转变。

我国已具备向“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过渡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一方面，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3万美元，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另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内需的主导作用，一系列提振消费、优化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举措正陆续出台并持续显效。特别是强调“投资于人”，将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消除消费后顾之忧作为政策发力点，与“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

迈向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首先，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其次，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强对“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的服务，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再次，要积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绿色消费、数字消费、服务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最后，要坚定不移深化相关领域改革，破除制约商品和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消费创造更加便利、安全、诚信的环境。

总之，坚持内需主导，并稳步迈向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有效解除广大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将巨大的内需潜力转化为现实而强劲的消费动力。这既需要宏观政策精准发力，也需要深层次改革为其铺路。以财政净支出、社会保障和居民消费驱动做强国内大循环，有助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进而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