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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彦锋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服务需求侧管理

2021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强调,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加强需求侧管理相关工作,要求我们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需求侧管理的新内涵新特点,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服务需求侧管理。


一、需求侧管理有了新内涵

我国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如今提出的“需求侧管理”显然与之前的“扩大内需”有着本质的区别。2006 年“扩大内需”是以“扩”为主,旨在做大规模;现在的“需求侧管理”不仅要扩大规模,更要优化结构、有保有压,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这一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过去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关注较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也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2018年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在税制上正式向环境污染宣战。

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完成了从对环境污染重视不足、向环境污染宣战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三级跳”。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和实现,将赋予“高质量发展”更加丰富的内涵。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过程中,财政必须勇挑重担。“3060”也将对我国财税体制的运行产生全面系统影响。

例如,财政收入中的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消费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为13%,仅次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而消费税当中,有大约一半来自于成品油消费税等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相关税目。如果我国2025年前成品油消费“达峰”,那么我国消费税必须“腾笼换鸟”,置换成为“糖税”等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内容。在财政支出领域,我国转移支付体系当中也需要考虑更多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因素,助力国家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二、处理好“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做好需求侧管理就是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处理好优化投资结构、稳定出口和扩大内需等方面的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投资的重点要从传统基础设施转向乡村振兴和科技创新,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等。

在出口方面,我国要加强对形势的研判,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要注意发展好本土的免税经济,引导过去境外购买力的回流,解决好过去经济发展中“墙里开花墙外香”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国内供给质量、改善需求体验、优化需求环境,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消费是我国需求侧管理当中的“压舱石”和“战略基点”。在外需波动性加大的背景下,做好内需的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满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需求侧管理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问题。不能就需求谈需求,要从产业链、供应链,甚至现代经济发展体系角度深刻思考需求侧管理问题。例如,在面对农产品“卖难”或价格波动的问题时,既要组织好生产,也要保证物流常态,还要有必需的物资储备,以便平抑价格波动;同时,还要利用现代信息平台引导种植和养殖业健康有序发展。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的很多农业区丘陵山地较多,适合精耕细作,因此要发挥好“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实现与乡村振兴的紧密结合,保证关键农产品不断档、不脱销。同时,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必须要立足本土做好需求侧管理,防止一些国家出现的粮食等老百姓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起大落。


三、财政应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

在需求侧管理当中,财政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要保障好刚需。用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全力支持做好“六保”“六稳”工作,保障老百姓的民生需求。其中,要及时识别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需求,对养老、托育等机构加大支持力度。要像重视“硬性”民生需求一样,满足好老百姓“柔性”的服务需求。

第二,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高新技术是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对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的供需之间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要抑制不合理需求。坚持“房住不炒”原则,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加深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仅要坚持对环境污染行为征收环境保护税,而且要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要求,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应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更可持续的发展,为我国在欧盟的碳关税等边境调节税变革当中赢得更大的战略主动权。

第四,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好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很多经济形态已加速从线下向线上迁移。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更快地满足了群众差异化需求,也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了先机。但是,数字经济也对基于传统经济形态的财税体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我国税制建设和征管力量不能及时跟进,就可能导致税源流失、财政收支紧张,进而不同经济业态存在不公平竞争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要求我们构建针对平台企业、入驻商户、网红及其代理的“三支点”税制。平台经济的发展,还导致税源向平台经济所在地集聚,这就要求财政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出现新的税收收入与税源地之间的背离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来源:白彦锋《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服务需求侧管理》,《中国财经报》2021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