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情况下，今年预算赤字率有必要一过性突破3%“紧箍咒”，并在经济回复正轨后压缩债务。

疫情当前，财政积极发力。一方面，截至3月14日，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投入已达1169亿元；另一方面，推出了支持复工复产的税费政策，主要聚焦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以及给予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

政策效果预计如何？财政政策在抗疫过程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后续还需要哪些跟进和优化？为解答疑问，本刊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首席教授朱青。

一、宏观政策应以财政为主

《英大金融》：本次疫情影响面广、对经济扰动大，在您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朱青：先用一句话表明我的观点，就是这次针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以财政政策为主，金融、货币政策为辅。

本次疫情对生产和消费都有一定冲击，但主要冲击的是消费。特别是需要消费者到场的所谓体验性消费，例如旅游、宾馆、餐饮、交通、理发洗浴，等等。只要疫情不结束，人们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无忧无虑地进行消费。那这些行业的企业怎么办？企业没有营收了或营收大幅度下降，可工资还得开，房租还得付，社保还得交，显然时间一长就要关门了。最近网上有调查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这些行业的小微企业最多只能再撑三个月，道理就在这儿。

当然，我们可以让银行支持它们一下，给它们多发点贷款，但银行的钱是有偿的，如果企业没有还款能力银行也不会放贷给它。而且银行也是企业，也要营利，还要防范风险，如果疫情再拖几个月，那银行的贷款就会面临不良，甚至出现损失。所以，在疫情面前让银行冲锋陷阵有它的局限性。

而财政的钱是无偿的，无论是减税还是补助，企业从中受益都不需要偿还，这样从财政的角度提供帮助，就可以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对于财政来说，这是一个“破财免灾”的过程。所谓“破财”就是财政会减少收入、增加支出；而“免灾”，一个就是免去疫情这个灾，再一个就是免去经济这个灾。

《英大金融》：我们看到，财政政策已经发力，实施了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减征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及阶段性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等税费优惠政策。您作何评价？

朱青：这些政策非常必要，同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还以刚才提到的体验性消费行业来分析。

这些行业本身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对就业影响巨大。在体验性消费行业的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就业的职工有4000多万人，占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总和的18%左右。所以这些企业一旦大面积倒闭，“稳就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而就业不仅关系到民生，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第二，这些行业在税收上往往有增值税“低征高抵”的特点。什么叫低征？服务业，特别是这种体验性消费的服务业的征税率是目前三档增值税率里最低的一档，6%。什么叫高抵？它们外购物资的时候要支付增值税，比如饭店要购买油盐酱醋这样的工业品，支付的13%增值税可以抵扣，而购买生猪、生鸡鸭等初级农产品，税法中允许抵扣9%。征收6%，抵扣13%或9%，就形成了“低征高抵”。因此，这些行业往往不交增值税。在这种情况下减免增值税没有太大意义。

与此同时，由于“低征高抵”，销项税小、进项税大形成的差额，就是留抵税额。如果免税，就可能触发一项制度——凡是免税业务，进项税就不能抵扣。假定一家饭店每个月销项税100万元，进项税120万元，原本有20万元留抵税额；如果免税，就没有这20万元可以抵扣退税了。

所以我们主张像这些“低征高抵”的行业不要免税，而是可以把期末留抵退税的政策放宽一点。目前的政策是只退去年4月1日以后发生的留抵，所以一般的企业只能退得10%-20%。

建议把留抵退税的时间往前提一提，比如提前到2018年5月1日。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17%降到16%，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16%降到13%，都是增值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时点。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些体验性消费行业留抵适当多退一部分。这既属于增值税的退税改革，也是实际上的一项财政补贴，能对中小微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帮助。

《英大金融》：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全部留抵税额退还呢？

朱青：因为全国存量留抵退税的金额加起来大约在16000亿-17000亿元，如果规定所有存量留抵都退，财政要一次性拿出大约17000亿元，压力比较大。所以制定政策既要站在企业角度考虑，也要顾及可行性。

二、今年应突破3%“紧箍咒”

《英大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除了减税，还可以推行哪些措施？

朱青：减税是减收，还有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增支。因为眼下的问题是很多企业营收大幅减少甚至没有营收，无论是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是有了收入和利润才上交的，所以减税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真正要帮助企业，财政要拿出真金白银，除了刚才提到的增值税退税，还有提供财政补贴。比如对于不解雇员工的企业，是不是可以按照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的一定比例，例如30%或40%，给予财政补贴，用于给员工发放工资。这样，老板拿一点钱，财政也拿一点钱，员工工资降一点，大家能够共克时艰，既有助于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又让企业和员工有直接的获得感。

《英大金融》：这样一来财政就要减收增支，是否也体现了中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朱青：没错。这些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说财政一直有赤字，但我们的赤字规模，也就是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没有突破3%。今年我们在宏观经济方面仍然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且还遭遇了这场比较大的疫情灾害，财政得给中小企业减税，而且还要支援防控疫情，要花的钱很多，财政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

《英大金融》：面对巨大财政压力，赤字率会突破通常所说的3%赤字红线吗？

朱青：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今年的赤字率应当超过3%，因为社会经济对财政资金的需求明摆在那。这里主要是观念上的转变，防控疫情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赤字率不能超过3％的理论禁区。我20世纪80年代末在欧盟委员会的财政部工作实习，比较了解他们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发展过程。3%的赤字率完全是根据当时欧元区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绝不是什么国际惯例，更不是财政学界的共识。

我们国家近年来的赤字率最高出现在2016年，为2.93%，去年是2.8%，都没有超过3%。

这里多少有3%“紧箍咒”的作用在里面。但今年情况不同了，财政抗疫要花钱，支援中小企业要花钱，拉动经济增长也要花钱，所以赤字率3%实际上是打不住的。当然，也可以让赤字率不超过3%，让政府性基金预算大量发专项债，这个预算发多少债都不算赤字，然后把一部分资金调到一般预算去花，但这实际效果还不是一样吗？当然，赤字规模大了，一般债就要多发，政府的债务规模就要加大，就要给后代增加负担。所以我主张一过性地加大赤字规模，就是说不能年年都超过3%。疫情过去，宏观经济基本平衡以后，赤字率就要降下来。德国在2009年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赤字率就提高到3.2%，2010年更上升到4.4%，但2011年经济复苏后赤字率就降到了0.9%。德国的这种赤字就叫周期性赤字，即通过财政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

如果经济复苏了，宏观经济平衡了，政府还搞那么大的赤字，就叫结构性赤字了，结构性赤字会使一个国家陷入债务深渊。

今后，随着疫情结束，社会经济回复到正轨，赤字率还要尽量地压缩。否则，未来政府的债务负担将会十分沉重。2019年，我国一般预算支出中利息支出的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2.05%上升到3.5%；中央本级支出中利息支出的占比甚至高达14%。长期来看，需要约束债务的规模。但目前的债务规模还没有大到我们今年为了抗击疫情都不能将赤字率一过性地抬高到3%以上的程度。

《英大金融》：除了增加利息负担，加大赤字规模还会带来其他影响吗？

朱青：确实会的。加大赤字规模，就会增加发债，很可能需要拉高国债利率。而国债利率是无风险利率，是市场的基础利率，也是一个“锚”，因此有风险的贷款利率就会相应升高。但同时，现在中央银行的政策是降低利率，然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是稳健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一项内容。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降低市场利率。这当中就有一定的矛盾，涉及财政和金融的平衡问题。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债务规模巨大，靠每年的财政收入根本还不了债，那么就只能通过多发行货币来“稀释”债务，或者通过货币贬值来降低政府的债务负担，这样会导致通货膨胀。

《英大金融》：所以，权衡各方面影响之后，您认为赤字率大概会确定在什么范围呢？

朱青：具体的数字很难说，毕竟涉及的面很广。现在理论界广泛呼吁，认为今年赤字率应当超过3%，但也不会突破太多。我估计会在3.2%-3.5%之间，不会一下子提得太高，因为要同时考虑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

三、需全面权衡优化

《英大金融》：从中长期来看，疫情过后，财政方面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优化？

朱青：通过这次疫情，我们看到了自身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其中，我们呼吁一定要加大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大力发展公共卫生，其中包含两个领域，一个是防，一个是治。当前体系重医疗轻预防，还有很多短板要补。从具体数字来说，2018年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际口径，含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6%，在发达国家这一占比约6%-9%。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出财政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能在有限的资金范围内平衡开支，平衡各项支出。

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个重要的论断，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包括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些都需要靠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来满足。在新时代，未来财政支出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税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优越好。

这也符合中央要求的“提质增效”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