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报告的过程中，一些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如何“收”得更可持续、更稳健

第一，减税降费刚需考验收入可持续性，培育新财源成重大挑战。在减税降费指导方针由结构性向普惠性转变的背景下，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毫无疑问，企业是税收的重要主体，但在减税降费过程中，来自企业的税收收入比重（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为例）较2008年降幅达6.75%。未来政府如何发挥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发展动能的激励作用，培育新财源，提高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

第二，依赖土地增收充实财政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实体经济应发挥力量。土地财政具有不确定性，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减弱。实体投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源于实体经济的税收收入是维护财政稳定、保障财政安全的“力量之源”。因此，在培育新财源的过程中，如何让实体经济进一步发挥“力量之源”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三，债务居高不下威胁抗风险性，偿债风险亟待解决。在关注地方显性债务上升的同时，隐性债务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囿于隐性债务负担主体、项目、金额信息披露不全面，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隐性债务的监管目前仍然存在行为判定、金额核定等方面的“盲区”。如何在培育新财源的过程中消除债务负面冲击的影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如何“支”得更平衡、更充分

第一，人均财政支出整体增加，但波动大、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应予关注。我们不应只关注财政支出总体规模的上升，更应关注各科目明细支出结构的波动，乃至群众的真实获得感。如何将财政支出重点由“增总量”向“调结构”转变，是提升政府施策质量和效率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二，应急“三保”支出挤出教育、环保两项非应急支出，民生改善需关注。非应急的支出被替代是财力不足所导致的，但这些非应急的支出对改善民生而言至关重要。财政支出若实现帕累托最优，则个别科目财政支出的上升不应以降低其他财政支出为代价。因此，财政支出如何从应急保障到全面保障，从而全面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三，社保基金结余增幅放缓，政府兜底模式需转变。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未富先老”。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从政府支持转向“政-社协同”，真正形成一套常态化、系统化的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的财税政策。

三、展望：融时代之所需、重全维度规范

第一，基本公共服务明细指标宜进一步丰富。目前报告中的基本公共服务选取了教育、文体、医疗、交通四大类五项明细指标，但在疫情冲击下，解决相对贫困、促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更全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点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第二，重视地方隐性债务。虽然地方政府难以直接披露隐性债务金额数据，但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其他方式观测政府潜在的隐性债务风险。例如，政府多项投资政策中如果频繁出现“担保”、“代偿”等涉财政资金补偿的词汇，则应引起重视。

第三，健全现代预算制度。这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全过程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预算制度是体现地方政府信息透明度、促进地方政府执政为民、响应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加强现代预算制度建设既是提高财政发展质量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总体来看，财政发展指数的构建，无论是收支还是其他方面，都应体现以人为核心的财政现代化。财政更重要的从传统的关注GDP（物）转向关注民生（人）。

四、三个层面的共享和总结

一是理论层面。财政是国家的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编制财政发展指数的目的和初衷在于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目前，中国国家能力不断提升，但省、市、县乃至基层政府施策质量和效率存在差异，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是一个重要课题。在现行的垂直管理体制下，虽然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但上级政府仍难以全面掌握基层群众的重要诉求。因此，我们在委托地方政府获取财源、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还应通过建立宽领域、多级联动的群众需求反映制度，实现精准施策、精准投入，减少因政府和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财政资源浪费，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二是现实层面。疫情反复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面临需求转弱、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政府在支持疫情防控的同时还需面对人口老龄化、城市基础民生保障和收入分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考验着政府资金、人力资源的配置能力，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一些“顾此失彼”的问题。通过观察财政发展指数各明细指标的变化趋势，我们在未来的财政问题分析中能够更恰如其分地响应时代变化，提出因时、因势而变的方案。

三是读者层面。为了增强报告的可读性，建议增加概要和专题。概要部分可参考世界银行的相关报告，先概述报告里的指数，再在各部分里详细表述，以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专题可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财政热点问题展开对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