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财政政策论坛2023年第1期（总第4期）——2022中国财政发展指数发布会暨2023年财政政策展望研讨会”在线上顺利召开。白彦锋教授受邀作为本次论坛的研讨嘉宾，指出报告对地方财政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就投资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和区分其中趋势性因素问题作出探讨。下文整理自白彦锋教授在论坛上的发言。

我想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谈到的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看到这篇报告的感受——致广大而尽精微。财政研究很多时候是宏观的研究，但区域财政中的中观问题和地方财政中的微观问题同样需要关注，在宏观研究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略中观和微观问题。

搞财政研究的人经常说一句话：“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们这次发布的报告，就像是地方财政的一颗小露珠，足以反射出国家财政这个太阳的光芒。我们还经常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准财政化问题，财政政策又集中在地方化，从这个角度看，关注地方财政问题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2022年，我国GDP超过120万亿元；2021年，广东GDP超过12万亿元。若将广东看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它的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超过10%，超过全球90%的国家，能够列入全球第13位。当然，这是我们选择经济实力最强的地方之一来举例的结果，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相反的情况。我们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该如何看待地方经济发展、地方财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在构建地方财政发展指数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因为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人口状况、区位优势、发展阶段、国家从宏观调控层面赋予各地方的发展任务和职责不尽相同，在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该如何看待地方财政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巨大的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人民大学的这份报告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我就报告中的两句话谈谈想法，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业界的同仁请教。报告讲，“财政投资性支出是指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外部性较大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逐步由‘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因此我们将财政投资性支出占比设置为负向转变”，这是近些年来财政界尤其财政学术界研究中的一个共识。但是，2023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比较大，不管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23年稳增长尤其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全面好转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在全面好转的过程中，要求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我们常常认为经济建设和发展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而是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了，量的扩张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就像地球引力始终存在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约束，所以所谓的“负向指标”或“负向转变”这一形容值得商榷和讨论。从三驾马车看，去年的数据令人担忧，2022年11月出口负增长近10%，从2022年10月份开始，增速下降后一路下滑。这种下滑既有短期因素，也有美欧日经济体企图对价值链和供应链进行重构、和中国脱钩、推进所谓的逆全球化的中长期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投资和内需显得格外重要。

各位老师刚才讨论投资比较多，而因为政府对投资的介入越深，政府的债务压力也会随之增加，所以消费支出看起来更可持续、更安全。但消费受到疫情冲击后预期转弱，要扭转过来需要一个过程。报告用的是2021年数据，而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进展，财政收入稳健指数、社会保障可持续指数等指数的恢复增长，总指数也恢复了增长。我想表达的是，我们需要关注短期因素，中长期因素和趋势性因素怎么去梳理区分。2022年的数据虽然没有完全出来，但财政和经济互为表里的关系不变，一般公共预算在1-11月份下降了3%，财政支出只增长6.2%，没有达到年初预定的8.4%的目标，地方基金预算收入下降了21%，年初预定目标的保持和上年规模基本相当的目标也没有如期实现，也就是说经济下行压力一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看到阶段性改善的同时，怎么能够看到更加长远的趋势性因素，报告还可以从这个角度进一步优化。

在这样的基础上，在疫情防控局势已经优化的前提下，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在财政赤字率上保持一份理性和敬畏：既要防止发力不足，又要防止用力过猛；既要确保经济运行全面好转，又要稳定在合理区间。同时，经济好转应该是经济自身动能的有效恢复，是以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积极主动有效地发挥作用为基础和前提的，是更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而不是财政强刺激后的一种短暂的、表面的、虚假的短期恢复。我认为，不管是搞财政工作的同志，还是搞经济工作的同志，以上方面都非常值得深入思考。

看了报告之后，非常受启发，感谢母校的邀请，再次祝贺报告的成功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