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应坚持以高水平的政府债务治理助力高质量发展。纵观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国家或政府信用为基础举债融资已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与应对经济衰退的常规性举措。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地方基层财力紧张等突出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在统筹考虑高质量发展需要和财政可持续之间关系的前提下，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在此背景下，适度地运用政府举债融资通道，盘活社会闲置资源，进而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有效需求、稳定社会预期、确保基层政府职能履行，无疑将有助于夯实经济企稳向好基础。与此同时，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以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三大工程”建设（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优先导向，尤其是要将从2024年开始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从而持续优化政府债务投向领域、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充分释放债务资金的乘数效应，势必将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应坚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政府债务风险稳妥持续化解。历经2015年“债券置换非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2018年底“控增化存、省级统筹”以及2023年“一揽子化债方案”，2024年3月李强总理在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视频会议上指出，“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然而化债工作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面对当前我国存量债务风险，仍需坚持远近结合、堵疏并举、标本兼治，即在创新债务风险末端治理模式（如债务重组、股权化债等）的同时，更要通过强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增速趋近潜在水平，为政府债务风险稳妥持续化解创造时间与空间。

一是要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科学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长期以来，央地政府间财权事权不相匹配被视为地方债务风险积累的关键诱因，然而从2014年6月发布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相关表述来看，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构逻辑已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转向“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因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内容的央地财政关系调整，仍需在进一步理顺多级政府间事权的基础上，明晰界定央地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进而在稳定宏观税负的前提下健全地方税体系与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让地方政府形成关于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预期，从而从财税体制端化解地方政府超财力举债形成的债务风险。

二是要将防风险与提质增效纳入到政绩考核体系中，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的正向激励作用。这就要求做好以下两个工作：一是完善全口径地方债务风险监测体系，通过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健全债务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等对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隐性债务以及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实行合并监测；二是要健全地方债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将绩效管理融入到项目资金“借、用、管、还”全过程，在“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五个方面实施闭环管理。基于此，可将全口径地方债务风险监测结果与地方债绩效评价结果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并在新增限额分配中对排名靠前地区适当倾斜，进而充分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的正向激励作用。

三是要优化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针对中央政府而言，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处于偏低水平，考虑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国有资产管理和风险抵御能力，未来可根据需要适度增发国债，强化国债对全国性、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正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同时就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需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减少收益来源单一和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专项债项目，对于长期项目收益与融资难以自求平衡的专项债项目可探索建立退出机制或向一般债转化机制；另一方面，要提升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管理效能，依托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对专项债券项目申报、资金使用、项目管理及建设运营等情况进行穿透式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