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举办“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圆桌论坛，论坛邀请各个领域的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热烈讨论，内容涉及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的差别、国有企业形成的历史逻辑、国有企业的财政支持作用、国有企业与国家能力建设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财政史、货币史专家何平教授在论坛上的精彩发言。

我讲三点，第一个是传统智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第二点谈谈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的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第三点，如何对接西方的问题。

传统智慧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在传统时代很难找到经济组织和国有企业完全对应。我们注意到传统智慧里面，1840年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个源头和王文素老师说的一模一样，刚过去的寒假，我一个寒假都在读《管子》的《轻重篇》。我写一篇刚发在《中国钱币》2019年第2期上的文章是谈它的货币数量论。我看问题的基点是它的《国蓄》篇，为了看这一篇，我需要把《轻重篇》的30余篇来读一下。为了把这30来篇的中心思想弄清楚，我要把整个《管子》一书读一下。

《管子》主张作为理财家和统治者，强调汲取财政收入的艺术，不要让老百姓看到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要利用货币和物价手段，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获取利益。《管子》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力量，而不是征税。也许今天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政府管理者也要考虑中这一点，完全靠征税可能有问题。比如在今年4月海南博鳌论坛关于征房产税的问题讨论，土地是为国家所有，按照西方的惯例，没有土地所有权怎么征税呢？政府“想征就征”在社会心理上必然给大家带来冲击。管子的做法是让你“看不到我征税钱了”，他主要是通过类似公开市场买卖的活动积累钱财。一直到1840年以前，尽管有皇室财政的独立存在，政府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性质对应的经济组织，它凭借的是专卖制度，这是《管子》“攫山海之利”的主要政策工具。

就专卖制度的实践来看，从西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就开始盐铁专卖，唐宋以后直至清朝一直实行盐茶专卖，当然还包括各个朝代独具特色的特种专卖。宋代发行盐钞，本来是作为专卖工具来实现边备军储的筹集，但后来部分盐钞蜕变为独立证券，没有食盐的支撑，其周转时间一旦缩短，就相当于纸币了。现在我们研究货币问题，一旦国债以小额和隔夜形式发行和交易，就和纸币没什么两样。我想在传统智慧方面，就说这一点。古代一直有这个观念，不希望你们看到我从你身上拿钱，但是实际上我有一些让百姓向国家输送收入的措施，就是以商人的手腕来实现国家治理和财政目标，这也汉武帝时期引卜式、桑弘羊等商人来为政府理财的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政和国有企业关系

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现在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基本分析思路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对于企业，现在解读得比较有智慧了，上市公司称作是公众公司，而股份制本身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既然上市公司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那么它就有维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定使命。这样，我们的上市公司，就不能简单地按照西方一般企业那样以企业利益为中心趋利避害。也就是说，我们的上市公司和微软、和Facebook不太一样。西方要将中国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区分开来，我们不应该让它区分，我们就叫上市公司，至于股份多少中国有自己的监管制度。这既和西方接轨，但有中国的特色。

另外，对西方经验的吸取就出现了代际的差异，学者由于年龄和教育经历不同，各自的关注点不太一样。年轻的学者，可能乍看中国的财政安排和美国的不太一样呢？不太一样是不是打叉就完了，是不是就不应该进入世界舞台这个俱乐部？实际上，中国目前的阶段有一些差距源于与西方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不同，特别是中国从来没有对外进行过殖民和侵略活动，没有西方以侵略和掠夺为中心的原始积累阶段。西方人从来不把侵略这个东西说出来。本世纪初，引起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主张（注：本世纪初在美国加州一些大学的学者，对关于中国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的分叉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他们的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为什么英国煤炭充足，有足够的能源补给并成为率先工业化的条件？因为英国本岛供给不足，就可以取之于殖民地。侵略这个活动，一般不明说出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我听他的课，只要讲到东北的侵略，他不叫侵略，他叫“进出”，叫日本进出中国的东北。今天我们讲文明的多元互鉴，是平等地交流。但在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的积累上是有历史包袱的，西方世界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至于2001年“911”事件后，美日提出的所谓“先发制人”，岂非侵略理论的当前变种？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处于这样的特殊阶段如何塑造自身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的问题。

如何对接西方的问题

西方对我们提出要求，什么样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按照美国的要求，它说什么你听什么就是合理的。可是中国的逻辑，什么是合理的本身就需要讨论，需要在谈判桌上讨论。合理与否是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不是真理问题。

关于中国发展的轨迹，我们喜欢用西方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问题，例如，近年以来我们用了一个熊彼特的概念，叫中国“财政国家”没有建立起来，还有，根据现代分权概念谈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的分权问题。我的意思是，现代意义上的央地分权在古代还看不出来。在财政物资的解送、从技术上是可以分出来的，比如不可能把湖北收入的所有东西搬运到北京再拿回去支用，技术上还是有分开的。与之相应的，财力的支配权和人事的配置权，皇帝独揽！这不是近代西方宪法主导下的“央地”分权。我认为，谈分权问题，制度的改进是关键，而制度改进的要害在法治。英国1217年《大宪章》制定以后，尽管经历了不断的政治血腥斗争，但他们走的一条政治依托宪法运行的道路。首先是贵族民主，然后是民族国家阶段的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中国封建时代乃一姓之天下，绝对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那里就难以找到塑造今天“央地”在财政上合理关系的可取经验。

是不是西方发达先进，似乎就有直接可以拿来用的财政制度建设经验？虽然说建设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吸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中国在社会制度的选择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现成可取的财政制度。可能的选择是，必须在不断地摸索试错中走出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人民本位的财政建设道路。决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经验。

责任编辑：詹静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