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举办了第二期财税圆桌论坛，主题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应如何发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朱胜豪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

针对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五险一金的税率问题，我国应该降低五险一金税率；第二个是中国政府地方债务问题，应该将地方债务的信用分配额度方案依赖到未来收入流上；第三个是从短期反周期角度比较美国财税政策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这个问题主要是政府掌握信息对政策的影响。

一、五险一金的费率问题

我认为，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当降低五险一金的费率。通过对比2007年美国的减税政策，发现美国使用反周期政策的一些经验，而且在2010年奥巴马的减税政策（Tax cut）中也是这么做的，其中，工资税（Payroll taxes）降了两个点，这里的工资税是真对养老金的。今天我讲降低五险一金的税率，更多也是借鉴美国政策，从短期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角度讨论养老金税率问题。我认为在美国工资税和401K计划是1：1的情况下，我国个人和单位的养老金比例是8%：20%，所以个人部分是相对低的。我们也不能只看美国工资税部分降2%，就认为降税很多，如果把401K计划加上，它也是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只降了2个百分点，因为401K计划的没动。（所谓的401k计划，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的规定，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美国诸多雇主首选的社会保障计划）。

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研究

地方债务看上去在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囚徒困境”，表现为地方之间在横截面上的鞭打快牛问题（“欧洲化”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沿着时间轴的约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因为没有人来维护下一代人利益而形成跨代的问题，跨代约束不存在造成今天地方之间借贷的竞争。但给定当前债务问题和气候问题，（某种意义上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核心问题，都有重要的共同特点）的这些共同特点暂时我们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方面的改进呢？我认为还是可以。

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我们要给地方债务的配额或融资额度定好分配规矩，我们这个分配规矩在某个历史阶段是以土地这个“壳资源”来分配的，因此太依赖土地的壳资源。我手里抓的壳多，分到的信贷额度就多；我没有那么多壳，分到的信贷额度就不多，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公平性。但这个问题是壳资源从哪里来？动态模型里它表现为用状态变量作为抵押物，已有学者表明把这种分配信贷额度很不幸地依赖到某种历史形成下来的状态变量的办法，是放大经济波动的，所以，在我看来房地产只是不幸中招了。我们只是把壳资源依赖到土地上。那么，真正健康的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应该把它移到未来的税收流上去。最近两天发现手机APP可以买地方债，这是未来健康应该发展的方向，因为当你理论上完全可以证明，当你把信贷分配额度方案依赖到未来收入流就不存在放大机制，并很可能是一种健康机制，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才能借到更多的钱，借到更多的钱就能建设未来更美好的社会。目前可以操作的办法是，我们要从对壳资源的状态变量的依赖转化到对未来信心的依赖上，这是目前一种可操作的办法，让贷款变成发政府债。只不过很不幸我们依赖到资产价格上，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困境，也就是说在开始债务置换时，下面的同志有抵触心理的。然而，这段时间大妈们对地方债的热情，打消了我的顾虑，我认为如果大家对未来都抱有信心，真正健康的地方政府债务本来就应该依赖未来的税收流上，而不是依赖历史和过去。

三、信息掌握与财政政策

我们发现如果是把财税政策放在对短期反周期政策角度来看，美国1933年和2008年的政策存在明显不同，政府对信息的掌握对财政政策的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1933年的凯恩斯主义就是挖泥、修河道，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最著名的。2008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有数据表明更直接的政策是针对约1.17亿个美国家庭的1000亿美金退税计划，这相当于发钱。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我认为是1933年美国对谁是穷人也不知道，采用的方法是鼓励特别需要钱的穷人去河里挖泥，它其实是激励相容的筛选机制，到2008年的时候，美国政府手里有了大量关于居民收入的信息，就不需要再用这种办法把穷人筛出来，直接往他账户上打钱就是了。现在有了很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工具。像尹老师说的修基建，我认为本来就是把农民工挑出来的，现在不用挑出来，谁家缺钱，直接往他账户上打钱。今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想想，税务局的大数据是完全可以实施的。当然，我们对农民工的收入信息还是掌握的比较少的。对比这两次危机，我们也得到了很重要的收获，关于信息的掌握，目前的大数据对我们财政政策的执行也带来了很多便利。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在IPFT财税圆桌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审定。）

责任编辑：种聪  刘徵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