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8日上午，人大重阳思想沙龙第36期“中国减税之辩”在北京文化大厦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和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组织10多位著名财税专家和业界精英进行圆桌讨论，深入分析政府减税原因，探索减税之道，审视减税效果。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首席教授朱青参与了讨论并发表如下观点。

今年2月《中国税务报》有个采访报道，实际是我写的，标题就是“税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优越好”。首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支出降不下来，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经济学界只能是在支出降不下来，甚至还要增长的情况下来研究税收问题。所谓瓦格纳法则，1929年美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7%，到了2015年达到了37%，增长30%，更不用提西欧国家、北欧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个重要的论断，新时代基本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包括了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六个方面的需要完全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新时代，未来财政支出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研究长期性的减税还要从支出角度考虑，即收、支、债三个方面。现在政府支出有两类，一类需要偿还的，一类不需要偿还的，不需要偿还的主要是税收。去年一般公共预算开支20万亿，有72%是通过税收筹资的，还有14%是通过非税收入、罚款等，还有14%是赤字（债务）。还有一部分不需要偿还的就是政府性基金预算，70%、80%以上的收入是土地出让收入。所以，中国政府主要靠税收来筹资。如果长期减税的话，就只有增加政府债务了。

第二，我们研究问题很多，比如减税该不该减，全世界减税都是周期性的，应景性的。经济在波动下滑，我们减点税，增点支，好了以后再把税涨上去。中国的经济形势如果是周期性的减税，问题不大。中国经济形势进入“新常态”，今年第三季度增速为6.5%。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成日本式的长期逆势增长，那么日本的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了。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一直特别低，即所谓“失去的20年”。日本的国债、地方债，从1980年占GDP的50%增长到现在的250%，也就是说日本的国债速度增长相当快。原因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而且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两者逼得日本不得不增税，因为债是要还的。现在安倍在增税，日本增值税从5%提到8%，下一步要提到10%。所以，中国的减税只能是短期的，作为应对经济下滑的短期手段；长期性的非税手段不可能，因为土地收入越来越少，否则将面临债务问题。

第三，如果减税，减什么税，现在政府主要还是减增值税。实际增值税是对消费者的课税，而不是企业的课税，如果要减应当减企业所得税。特别是特朗普减税以后，世界各国都要降企业所得税，所以，新一轮所谓的税收竞争还要开展。这种新的税收竞争情况下，我们的所得税长期在25%，原来越南跟我们一样，现在降到20%。东南亚国家全都降了，泰国20%、柬埔寨20%，新加坡17%，欧洲也要降到20%，英国19%，2020年降到17%。我认为，中国不妨增值税不要降了，因为世界各国的增值税是要提高的，要降就降企业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