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直接引发了财政学的学科属性之争。财政学是特殊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安体富，2016），还是应该再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加以扩展（高培勇，2015）？财政学是否需要脱离应用经济学而上升为一级学科？未来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何在？为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回到财政学最初引入中国的近代历史现场，观察并分析财政学为何引进以及如何引进的史实。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事实，促使国人放眼世界，引入西洋知识。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带来了经济学，也带来了财政学。甲午战争更是刺激国人重新审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认定这与日本接受西洋知识有着密切关系。为了救国图强，中国直接向日本学习，财政学就是重要内容之一。学习中，国人意识到从日本间接引进财政学是不够的，而开始注重从欧美直接引进财政学。

财政学在欧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财政学的诞生。财政学在后来西方国家的发展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19世纪德国财政学领先世界，就是因为财政学能促进当时许多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财政学因此在特定阶段成为西方的主流学科。国人向欧洲和美国学习财政学，是救国图强梦的延续。

财政事务古已有之，但近代中国之前只有零星的财政思想。财政学的最初引进是近代的事，当然并不妨碍我们对中国财政学的“寻根”，也不妨碍财政学的新发展可能从这一“根”上找到新的支撑（叶坦，1998）。财政学起源于西方国家，留下了各国深深的烙印。国人希冀通过引进财政学，实现强国梦，财政学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众多中国学子的主攻方向。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与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和本土问题的解决方案有着密切关系。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最终指向构建本土化的中国财政学和新财政学。这一探索对于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的财政学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近代财政学的引进与留学生有着密切关系。特雷斯科特（Trescott，2007）对经济学留学生的总体情况有较全面系统的研究。邹进文（2010，2016）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研究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涉及财政学。他还按时序研究了民国财政思想的变迁过程（邹进文，2008）。胡寄窗（1984）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中国近代财政思想发展的部分内容；胡寄窗和谈敏（1989）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通俗财政知识的传播和清末民初中国的财政思想。张馨（1999）为分析“公共财政”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中国公共财政学的发展史。夏国祥（2011）分期研究了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马骁和张明（2002）研究的着力点在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发展上。杨志勇（2000）对20世纪中国财政学发展史研究的重点也在1949年之后，只简单涉及财政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大大改变了财政学的发展方向。“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论断提出以来，学术界已对此有所回应（高培勇，2014）。这些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财政学因不同机缘借助不同路径而引进，编译或照搬照抄是财政学引进、传播与转型第一阶段的特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原版教科书的同步采用，但又不局限于此。中国人开始编写自己的财政学教科书，并在大学中探索不同的课程设置体系，让财政学在中国普及的同时，其发展也表现出与国际同步又具有中国个性的特征，这是第二阶段的特点。学问合为时而作，财政学是致用之学，中国人结合现实财政问题，研究财政理论，丰富财政学体系框架，推动了财政学的本土化，并努力构建新财政学，财政学的中国个性化特征越发明显，中国财政学已渐显雏形，这是第三阶段的特点。财政学在中国近代从无到有，从全盘引进到消化吸收和发扬光大的过程，需要梳理总结，才能继承和发展。近代中国财政学发展阶段表现出递进性的特征，却不能以时序简单区分，特别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叉特征较为明显。因此，本文拟跳出分期研究近代中国财政学发展的做法，而以财政学的引进、传播与转型为线索，以区域、大学、教科书为纲，全景式展示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整体发展状况，并剖析发展的内在机理。

最早在中国传播财政学的是晚清时期的传教士。光绪六年（1880年）京师同文馆汪凤藻译、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校的《富国策》（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by Henry Fawcett），译出了原著第四卷“赋税”的一章。这应算财政学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但从财政学的整体引进来看，这项工作更主要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近代初期，中国人借助各种途径，将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的财政学通过不同的渠道引入中国。本部分分区域梳理财政学从西方引入中国的不同路径。

（一）日本

1.初始阶段：速成班教育和公务员培训

日本在近代中国财政学的引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救国意识增强，开始注重向日本学习。速成班教育和公务员培训中的日本师资给中国人带来了财政学启蒙。1904—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为适应中国人学习法政知识之迫切需要，压缩学制，举办一年制速成班，历时仅四年，影响却颇大。财政学课程设在第二学期，每周4课时。从现存的财政学讲义（残卷）和财政学试卷来看，财政学课程内容以基础知识为主，后也加入一些现实财政问题（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2015）。有的留学生整理听课笔记，加上个人理解，形成教科书，但这还不是系统的中国财政学教科书。在国内的公务员知识培训中，财政事务有相当分量，但培训的只是基础知识。日本教官培训财政学的内容有一些也形成培训讲义笔记出版，例如京师法律学堂笔记《财政学》。

2.中国留日学生与财政学的引进

中国留日学生数量多，翻译日本财政学著作，带来了系统的财政学知识。邹敬芳（1895—1963）译的阿部贤一的《财政学史》仅195页，但系统地介绍了财政学各大流派（阿部贤一，1936），可让中国各界更清晰地认识到财政学的跨学科属性，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兼而有之。该书还介绍了社会主义财政学说，难能可贵。在20世纪上半叶，译自日本的财政学论著数量多，覆盖领域广，既有体系完整的财政学教科书，又有财政学各分支如比较财政学、财政史、财政学史、欧洲财政史、租税、财政政策等领域的论著。此外，小林丑三郎、小川乡太郎、大内兵卫、永田青等财政学者的论著也在中国翻译出版（谈敏主编，1995）。

中国留日学生在引入德国财政学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黎明书局1931年出版的《瓦格涅财政学提要》是留学日本的童蒙正（1903—1989）以泷本美夫著的《瓦格涅的财政学》与松下芳男著的《瓦格涅的社会政策论》为基础编写的。这是中国留学生较早较系统地从日本引入德国财政学的一例。

留日学生陈启修在东京帝国大学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31年北京大学经济系马克思主义课程只有陈启修担纲授课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及其批评》，即便如此，经济系还是培养出了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为毕业论文的学生千家驹（1909—2002）（张亚光和陈博凯，2012），千家驹后来写出《新财政学大纲》。

（二）美国

1.中国留美学生与财政学的引进

中国留美学生中以财政学为主修专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是引进财政学的主力。这里仅列举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及他们所做的工作。马寅初（1882—1982）、李权时（1895—1982）、寿景伟（1891—1959）分别于1914年、1922年和192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何廉（1895—1975）于192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岱孙（原名陈总，1900—1997）于192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上诸位撰写的博士论文，无论具体主题如何，都是在消化和吸收财政学理论，且或多或少推动了财政理论在某方面的发展，弥补了财政学某方面的空白（邹进文，2010，2016）。这些论文影响力差异较大，或当时就有较大影响，或经后人发掘才重见天日，但都在近代财政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了中国人在近代财政学发展上的努力。此外，还有不少学过财政学的中国留美学生，回国后对财政学传播和财政制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2.亚当斯和塞利格曼：引进财政学不可忽略的两位重要人物

在美国，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离不开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1851—1921）和塞利格曼（Edwin Robert 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的贡献。他们都曾在欧洲大陆学习，或多或少受到欧洲大陆财政学者的影响。亚当斯曾在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学习两年，后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塞利格曼长期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也曾在柏林、海德堡、日内瓦和巴黎大学学习三年，后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法学士和博士学位（Coats，2008）。总之，美国财政学最初是在欧洲大陆财政学的影响中发展起来的。亚当斯指导了何廉的博士论文；塞利格曼指导了马寅初、李权时、寿景伟的博士论文。他们都对中国财政学的初期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

3.财政学著作的引进

塞利格曼和亚当斯的诸多著作被译为中文出版。塞利格曼的《租税各论》（Essays in Taxation）（第10版）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胡泽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塞利格曼还有多部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包括《租税转嫁与归宿》（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累进课税论》（岑德彰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等。刘秉麟编译的亚当斯的《财政学大纲》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以《亚当士财政学大纲（附中国租税史略）》为名多次再版。裴伦（Carl Plehn）的《财政学大纲》（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中译本（李百强译，唐庆曾校）于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三）英国

1.早期包含在经济学之中的财政学的引进

一般认为，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财政学的诞生。前述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教习所用的含有财政学内容的《富国策》教科书是英国人撰写的，且于1880年翻译出版。1902年留英学生严复（1854—1921）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出版。严复译书时加了大量注释，这些译注不失为引进中的一种创新。1936年郭大力翻译的《穆勒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871，7e）由世界书局出版，该书共分五编，最后一编“论政府之影响”即财政学理论。

2.财政学著作的引进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英国的财政学发展缓慢。除巴斯塔布尔的《财政学》之外，几无系统的财政学研究，一是因为英国大学不设财政学讲席岗位；二是因为英国对国家经济活动多持负面观点，忽略公共支出研究（Dalton，1921）。但是，庇古的《财政学研究》（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和道尔顿的《财政学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仍是极具影响力的财政学著作。前者是专题研究著作，系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部分内容扩充而成，由陈汉平翻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出版。后者是道尔顿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财政学理论的梗概，以原理为主，强调原创性，重在指出任何完美政策所必须依据的一般理由，由杜俊东翻译，黎明书局1933年出版。译者陈汉平无留学经历，杜俊东则是留美学生。

3.中国留英学生与财政学的引进

李超英（1897—1982）于1935年获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其论文《中国的公共财政制度：比较研究》于1936年在伦敦出版（Lee，1936）。1943年，该论文的增订版《比较财政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润庠（1910—2001）于1942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论文是《政府举债之技术：英国财政部举债操作方法研究（1914—1940）》。李超英较早从事比较财政学研究，且长期在大学任教；马润庠曾任国立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教授。

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教授的刘秉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留学。胡善恒（1897—1964）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专攻财政学，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政治大学等校任教，在财务行政、赋税、公债等多领域均有成就。道尔顿的《财政学原理》影响了中国留学生，包括1930—1932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财政学家崔敬伯（1897—1988）。胡寄窗（1903—1993）于1938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中国财政思想史研究上有贡献。徐毓枬（1913—1958）于194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翻译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财政政策理论为更多中国人所了解。

（四）欧洲其他国家

中国留学生也有在欧洲其他国家主修财政学。留学法国的尹文敬（1900—1992）和姚庆三（1911—1989）以及留学德国的朱偰（1907—1968）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尹文敬的博士论文《中国租税制度》主要介绍中国的制度，但这也是综合运用财政学知识的研究成果。朱偰是德国柏林菲尔大学博士（1931年），其博士论文《中国财政的主要问题》同样是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问题相结合的产物。1934年，朱偰的博士论文增订本《中国财政问题》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德国人卡尔•特奥尔多•冯•埃厄贝格（Karl Theodor Von Eheberg，1855—1941）的《财政学》（Finanzwissenschaft）于1930年由留德学生傅英伟翻译引进并由中华书局出版。

大学是财政学传播的重要场所。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算起，中国引进现代大学制度不过一百多年。近代财政学的传播与现代大学的成立和发展几乎同步。

（一）作为一门或数门课程的财政学

1.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在创校之初就开设财政学及相关课程。北京大学癸卯（1903）学制商科大学设有与财政学相关的主课和辅助课，主课有关税论、各国税章、中国各项税章等，辅助课有国家财政学等。北大1919—1920年度经济学系课程表显示，当时开设有财政学和财政史课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编，2012；张友仁，2012；孙家红，2012）。陈启修曾任北大财政学教师，1923年所授科目除用笔记及讲义大纲外，有兼用课本者，课本即为当时国际流行的财政学教科书—Plehn（裴伦）的《财政学大纲》（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1931年下半年，北大仍设有财政学总论、财政学各论课程。秦瓒（1898—1988）的财政学总论与政治学系合班授课，为财政学的跨学科属性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1937—1945年，南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特别是清华和北大的财政学教学传统在西南联大延续。该校与财政学相关的主要课程包括财政学、高级财政学、中国财政问题、中国财政史等；授课教师主要是陈岱孙和秦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1998）；所用的财政学教材是一本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财政学教科书—卢茨（Harley L.Lutz，1882—1975）的《财政学》（易社强，1997：137），这也反映当时财政学教学与国际接轨的状况。

2.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上海商学院

1927—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及前身江苏大学）法学院的经济系分为金融组、财政组、经济理论及政策组。1937年，陈长蘅（1888—1987）教授财政学，马寅初教授保险学，此外还有胡善恒、叶元龙（1897—1967）等在财政学领域颇有成绩的教授。财政学著作等身的朱偰也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多年（王德滋主编，2002）。国立上海商学院源于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设有财政学、中国财政史等财政学及相关课程，财政学是二年级必修课。1936年的“206 财政学”所讲授的内容包括：财政学之意义与其范围，政府之岁出岁入、公债，财务行政及预算决算，并详细分析本国之赋税及公债诸问题。所用教本为口授笔记；所用的参考书包括：（1）Plehn：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2）Seligman：Essays in Taxation；（3）千家驹《中国的内债》；（4）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2012）。可见，课程安排既注意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3.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

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都是著名的教会大学。经济系是圣约翰大学建系最早、规模最大的系，财政学是经济系的必修课。20世纪40年代，留德博士陈绍武教授讲授财政学（谢树森、常勋和张君一，2009）。在燕京大学，袁贤能（1898—1983）、黄卓、饶毓苏（1911—1978）等均教授过财政学（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1995）。黄卓编有《各国财政制度》（中华书局，1935年）。

4.国立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和厦门大学

国立交通大学1930年自然科学学院三年级选修课中有财政学课程。光华大学于1925年7月9日增设商科，开设财政学课程。1936年，商学院二年级必修课有财政学；商学院会计系三四年级需要修官厅会计（张耕华主编，2015）。厦门大学于1921年创办即设有商科，陈灿开设财政学等课程。1930年秋季，经济学系财政学属于必修课，中国财政史属于选修课。1937年，商学院院长冯定璋（1900—1980）亲授财政学课程（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1990）。

（二）作为一个学系的财政学

国立政治大学及其前身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是近代财政学在中国最重要的传播场所之一。1929年，该校教育计划经改订，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会经济四系，此为中国财政学系独立设置之肇始。中央政治学校1942年8月的公务员训练课程中，高等科一般政治教程科目（各类人员共同必修）有财政学类课程。大学部课程中，财政金融组（经济系）的财政学类课程包括：财务行政论、地方财政论、赋税论、公债论、政府会计、审计学、中国财政史、财政金融实务、财政金融专题研究、英文财政专书选读；普通行政组（法政系）也设有财政学课程。该校已形成较完整的财政学类课程体系，亦设有研究部，在研究部任职的先后有萨孟武、尹文敬、李超英、马大英等。研究部出版研究丛书，包括刘振东和王启华的《中国所得税问题》（1941年）、马大英的《中国财务行政论》（1947年）等。

（三）经济学中国化背景下的财政学

南开大学建校之初即文理商三科鼎立，财政学和中国财政史分别是一学年和一学期的选修课（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1989：142-144）。南开大学成立之初，多借助美国留学生，多使用美国教本，受美国影响很深。后来，南开大学提出以实现经济学中国化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学校教务会议于1925年决定，除英文外，其他课程一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决定不再使用美国课本，要自行编写教材。南开大学明确指出以“土货化”（即“中国化”“民族化”）为该校今后发展的基本方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史编辑委员会编，2004：13-15）。这也是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的编写背景。南开大学经济学科注意教学科研一体化，到1937年初公开发行经济专刊6类54种，其中地方财政专刊8种（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1989：204-205）。地方财政专刊已很接地气，做到了财政理论教学科研与现实相结合。1936年度第二学期（1937年2月1日），财政学全年6学分，教科书为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官厅会计4学分，是商学院四年级、政府经济组必修学程，教科书为潘序伦和王澹如的《政府会计》；地方财政6学分，是商学院四年级、政府经济组必修学程；财务行政4学分，也是政府经济组必修学程（王文俊等选编，1989：266-268）。

近代大学中，像国立政治大学那样设立财政学系的大学较为罕见。一个学系的编制，可以更系统地开设财政学类课程。多数情况下，财政学作为一门或数门课程，除少数大学外，不少大学担任财政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出版财政学论著的也不太多，但这不等于近代财政学传播的落后。燕京大学1946届毕业生滕茂椿（1917—2020）于1945年撰写了篇幅只有101页的《财政新论》，分别介绍西方各主要学派的财政理论，另附录“我国财政著述举要”，其中就包括当时在中国还不太流行但已进入英美主流财政学的德•马尔科（Antonio de Viti de Marco，1858—1943）的财政理论，从侧面反映了燕京大学财政学教学的成就。

本部分以当时有代表性的数部教科书为研究对象，阐述近代国人从编译财政学教科书起步，立足国情，注意吸收新理论，推陈出新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近代财政学的转型。本部分所选六部教科书的作者，既有留学日本，也有留学欧洲和美国的，可作为不同区域的代表。这些教科书包括陈启修（1931）的《财政学总论》（下称“陈著”），尹文敬（1935）的《财政学》（“尹著”），姚庆三（1934）的《财政学原论》（“姚著”），何廉和李锐（1935）的《财政学》（“何李著”），马寅初（1948）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马著”）以及千家驹（1949）的《新财政学论纲》（“千著”）。本部分从财政学的框架体系、资料来源、特色之处予以说明。

（一）财政学的框架体系

六部教科书的框架体系相似之处较多。年代最早的陈著除绪论外，共五篇，分别是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公债论）和地方财政论。尹著共六篇，分别是概论、支出论、收入论、公债论、预决算论和战时财政论。姚著共六编，分别是绪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上（收入总论）、公共收入论下（租税各论）、收支适合论和财务行政论。何李著除绪论外，共五编，分别是支出、收入、租税、公债、财务行政与立法。马著包括自序和八篇，分别为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中国税制与赋税体系、赋税各论、征实与专卖、公债、地方财政、其他问题和结论（讨论中国财政制度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千著提出新财政学应包括八编：绪论、支出论、收入论、租税总论、收支适合论、财务行政论、财政类型论、战时财政论和新民主主义财政，但千著只完成上册，分别是绪论、公共支出论、公共收入论和租税总论。

财政学框架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明确的，即包括绪论、公共支出论、公共收入论、公债论和财务行政论，具体名称或有所调整；非必要部分的内容因时而变，如战时财政论适应战争时期融资问题分析需要。必要部分的稳定是财政学趋向成熟的表现。

（二）财政学的资料来源

不同的学习背景、教学实践、理论观念，导致不同的财政学教科书有不同资料来源。差异性决定了不同财政学教科书的不同生命力和不同特色。

陈著所参考的文献不仅来自国内，而且还大量引用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学者论著，视野开阔。陈著除正文外，另有会计法、审计法、审计法施行规则三个附录和十个财政统计附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财政统计体系还很不健全的条件下，财政统计附表的列示是很不容易的。

尹著是在数年讲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尹文敬留学法国，回国后任财政学讲习达四年。尹著受意大利的弗兰切斯科-尼蒂（Francesco-Nitti）、法国的加斯东•热兹（Gaston Jèze）和埃德加•阿利克斯（Edgard Allix）影响很深，还参考了英美德日和国内的著作，不仅注重理论，而且还兼及欧洲各国、苏俄、中国财政制度之介绍。尹著所介绍的财政学参考书，涉及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所列的财政经济词典涉及德文、法文、英文三个语种，所介绍的期刊包括法文、英文、德文、中文四个语种。

姚著出版时作者姚庆三是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但该书是他在1932年秋复旦大学和1933年春上海法学院的讲义基础之上形成的。他在欧洲留学时收集的关于财政理论及各国财政制度的材料，以及他陆续收集的中国材料成为姚著的资料来源。姚著受瓦格纳、塞利格曼、尼蒂、薛赉时（Shirras）、道尔顿等的理论启发，受益于巴黎大学埃德加•阿利克斯，也受益于贾士毅（1887—1965）关于中国财政的著述。姚著的理论资料不算最新，但也反映了理论的主要发展情况。姚著国际视野突出，重点介绍英美法德四国情况。

何李著来自教学实践，编写始于1930年。中国财政情形频有更改，其内容亦屡有所修正。何廉在讲课中试图探讨中国财政学和现实财政问题。财政学讲义最后定位为大学教科书，但何李著的意义不仅仅在财政学原理的解释上。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收集中国财政收支数据，值得大书特书。根据《何廉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2012），“财政说明书”的收集整理，私人关系的动用，才有了《财政学》中篇幅不算特别多的中国数据。

马著基于社会科学如经济一门，参考书不妨中西书籍互用，教本则必须用国文原本的认识。马著认为，西方理论不以中国现实为对象，可视为纯粹理论，是一种训练思想的宝贵工具，也提供了研究方法。马著将关于财政的纯粹理论与现实合冶一炉，得出一种经验理论。

千著写作背景特殊。千家驹凭着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认识，尝试批判资产阶级财政学原理，但编写方式仍循着财政学的一套，即支出论、收入论、收支适合论、财务行政论。千著的基本理论完全遵循马列主义国家观编写。

（三）财政学的特色之处

陈著注意到财政学发展演变中经济学属性的增强现象，但也认为财政学特殊，有特别注重之要，故财政学应为独立的科学。陈著提出租税收入制度是否尚能继续存在，而不为公共营业收入所代，及公债之理论是否不因信用经济制度之变迁而生动摇等问题，都值得学者关注。陈著进一步阐述了公共企业收入时代。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非税论”流行，与陈启修的“租税制度能否存在”遥相呼应。关于官公产业之利弊思想，陈著持利害折衷说，但是何种产业应归公共团体经营呢？这反映了他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一面。

尹著“财政思想之发达”部分有专节介绍共产主义之财政思想—马克思，虽篇幅仅一页（第28-29页），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特殊背景下，亦为不易。关于财政思想之发达，亦有专节论“中国之财政思想与思想家”，指出中国学人颇为讳言理财学。尹著认为，“收入论”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公共收入的发展最后阶段是公企业收入时代，也明显受到苏联实践的影响。尹著增设“战时财政论”一篇，体现财政理论与现实的紧密联系。

姚著绪论与其他财政学教科书相似。姚著将西洋财政学史的发展分为上古时代、中古时代、过渡时代和近代四个时期，也介绍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财政学概况。姚著述及当时中国的财政学界，指出中国财政思想自古就有，但只是财政术而决非财政学。姚著指出陈著大部取材于小川乡太郎，不过编法尚称适宜，条理也还清晰，但还是陈旧了。姚著也关注中国财政史著作及所整理的史料。

何李著内容最丰富的部分当属第三编租税，所占章数和篇幅都最多。第三编租税有16章之多。何李著代表了财政学中国本土化的努力。

马著概括中国的特殊性，专讲中国财政。超然主计制度下，预算职责属于主计处，是中国财政一创举。预算编制权归属存在争议，马著主张维持现状。联综组织分析也是一特色。马著为当时理论与现实结合最好，内容最丰富且最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教科书（著作）。马著历史感强，对时行制度的介绍，基本上都能追根溯源，甚至追至数千年前。马著现实感强，介绍重要理论必阐述时行财政制度与政策。

千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阐明财政原理的视角来看，仅日本财政学有一二本比较进步，但也缺少一贯的理论体系。千著认为，财政学本是一门资产阶级科学，包括偏重理论的和偏重技术的两部分，前者应批判地加以借鉴。千著认为，“新财政学”的提出不是要建立新的财政学理论体系，而是要写一本适合于中国各大学教授之用的财政学。千著全面引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虽未完稿，但在民国财政学向社会主义财政学的演变中承上启下。千著指出，资产阶级学者对本质问题表现为无知与无能。千著强调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方法，注意演绎与归纳、分析与比较、统计方法等的综合运用。

近代中国与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从西方引进财政学有诸多相似之处。财政学是致用之学。在初期，中国财政学是在引进、传播与转型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追求国家富强的理想不懈奋斗、以知识报国的过程，是当时中外思想交流在财政学领域的体现，也是财政学在中国从萌芽到不断发展壮大并结合中国现实问题形成中国的财政学的过程。从翻译国外作品开始，到开设财政学课程、编写财政学教科书，中国的财政学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了体系。这一段历史需要用比较和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虽然这一时期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以现代的角度看，或许有些欠缺乃至落伍，但思想的传播过程、学科的发展及沿革以及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方法等，对当前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仍有启示意义。

近代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显示出其极为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结合重大财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财政学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战时财政在近代得到广泛关注，朱偰（1943）就对战时税制作了深入研究，回应了社会关切，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预算制度的选择也是其中之一，主计制度的争论或利于制度改进，或益于理论发展。关税自主牵涉国家主权，是一个如何实现关税自主，关税管理效率如何提高的问题。税制结构的选择、直接税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同样得到了较多关注。

专业名词的统一才有助于财政学的“本土化”。教育部聘请经济学名词审查委员会32名委员对《经济学名词》进行审查，财政学者包括何廉、朱偰、李超英、陈启修、陈岱孙、刘秉麟、杨端六等参与审查。“本土化”重在内容，何廉讲授财政学课程时尽是中国财政（杨敬年，2007）；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也在倡导“国货教科书”。

近代财政学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有质的变化。1948年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还只是强调中西不同，集中分析中国财政问题；1949年千家驹的《新财政学大纲》已在告别“旧财政学”，建立“新财政学”。“旧财政学”未改变现实财政的失序局面。财政学知识积累是渐进的，一旦条件具备就终会改变。20世纪50年代初期，丁方（1917—1997）和罗毅（1916—2004）的《新财政学教程》（上册和下册，十月出版社，1951年和1952年）和尹文敬的《国家财政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3年）的及时出版，是中国财政学质的变化的例证。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有赖于各学科的共同努力。对中国财政学发展初期的引进、传播与转型的财政学史视角的考察，为中国财政学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整合国外财政学的资源，可以加快中国财政学的国际化步伐，但倘若食洋不化，则中国财政学就会成为外国财政学的附庸，更致命的缺陷是难以解决中国现实重大财政问题。中国财政学只有跳出学科属性之争，以研究本土重大财政问题为中心，才能真正得以发展壮大。

文章来源：《财政研究》，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