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打破市场分割、建设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市场效率的发挥。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点是计划经济，它迈向统一市场的历程是曲折的。改革开放之初，为激发地方政府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性，中央开始向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并配套采用以“财政包干”为核心的财政体制。虽然这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由于市场刚刚发育，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且缺乏治理地方保护行为的制度设计，导致形成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格局。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形式从80年代中期的限制特色产品、基础原材料外流发展为90年代买方市场下产品市场的竞争，且地方政府主导的市场壁垒形式变得更为隐蔽和丰富（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的今天，出于追求地方利益和政绩的动机，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时有发生（李波和魏加宁，2014）。但地区发展不均衡和地区间政府竞争却阻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区域协调发展及宏观政策传导。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内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有待统一。在此背景下，打破地区间贸易壁垒、推动形成全国范围内统一要素市场，成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导向。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过程中，还需考虑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中央政府通常给予其更多权力配置空间，以激发地方政府处理当地经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通常会抑制统一市场的建设。具体来讲，由于地方利益主体化，由政府竞争所产生的地方保护等因素将限制和阻碍商品及要素的流动，导致市场价格信号只在局部有效（魏楚和郑新业，2017）。在此情况下，虽然地方政府积极性能够得到较好地发挥，但与之相伴的还有其干扰市场经济运行的越位现象。

本文采用价格法，在不同市场范围内系统测算各个城市的商品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在城市层面和省层面对商品市场及不同行业资本要素市场整合程度及变化趋势做一个基本判断。

二、测算原理及数据来源

文献中已对价格法测算市场分割程度达成共识。根据“两地一价”理论（Law of one price），只要要素或者产品可在地区市场间自由流动，那商品在各地的价格应该一致。而“冰川成本”模型则是从路耗等运输成本角度对“两地一价”理论进行修正（Samuelson，1954）。考虑到商品价值会在运输到其它地区时像冰川一样融化掉固定的一部分，即使完全套利，同一商品在两地的价格也不会完全相等，而会在一定的区间内波动。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的测算方面，本文参照桂琦寒等（2006）的做法，通过对相对价格指数进行对数化转换，根据差分数列的收敛性判断原始数列相对价格的收敛情况。具体而言，所有城市都可以两两组合构建城市对，各城市对的两城市之间的相对价格在商品维度上的方差即可反映两城市在t时期的市场分割程度。在资本要素市场分割指数的测算方面，不同于产品市场分割指数测算时基于产品的年度间相对价格指数（因此需要进行年度间差分处理），基于每年各地区各行业资本回报率测算资本市场分割时不再需要做差分处理。本文将企业层面测算的资本回报率在地区与行业层面进行加权平均，以此作为地区（如省份或者城市）的资本回报率。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用两地各类行业相对价格的方差表示。

商品市场分割的测算以314个地级市在2001—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由于城市行政级别差异会影响地区间的可比性，因此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的测算是通过将1998—2013年的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加权平均到宏观地区-行业-年份层面，以地区对的行业间方差反映各地区的资本要素市场分割情况。其中，由于2010年的数据存在明显错误，未将2010年数据纳入分析样本。

三、测算结果

（一）商品市场分割程度测算结果

图1分别描绘了用上述方法测算得到的地级市层面各城市与全国其它城市间、以及各城市与邻近城市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以此作为全国层面以及局部地区层面市场分割的代表（两种局部市场——各城市与省内城市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和与相邻城市间市场分割程度的取值范围大体一致）。首先计算出各城市的市场分割程度，然后分别在全国范围内、东、中、西部地区计算出城市的年均值，并绘制其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2009年间市场分割程度略有上升，但是整体上，2001—2015年间市场趋于整合。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在市场一体化进程方面存在明显差距。除了2009年以外，东部城市的平均市场整合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城市的市场分割平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接近，西部城市的市场分割平均水平最高。

图1  2001—2015年各城市与全国其他城市间、与相邻城市间市场分割程度变动趋势

通过比较图1两类市场分割变动趋势可以发现：第一，就历年的平均水平而言，全国层面的市场分割程度的平均水平高于局部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平均水平。和图1中全国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动趋势类似，2008—2009年间局部市场分割程度略有上升，但市场整体趋于整合。第二，就分地区的城市平均水平而言，西部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整合程度最高。但相比于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分割，对各城市与相邻城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在地区范围内求平均时，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较大，说明东、中、西部城市组间的市场分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第三，就历年的波动情况而言，与全国市场分割程度相比，各城市与相邻城市间的市场分割程度的年度间波动范围较小。以东部地区的城市为例，在2006—2009年市场分割加剧过程中，相邻市场趋于分割的速度较慢，且分割程度变化幅度较小。

上述结论一方面说明各城市与全国其它城市间的分割同与相邻城市的局部市场分割的方向大体一致，如果对邻近地区采取市场分割策略，也必然会对全国整体市场表现为市场分割。另一方面，对于采取分割策略的地区，其全国市场分割程度比局部市场分割程度更大。说明各城市与其它城市间的分割尤其突出体现在地理距离较远的市场范围中。

图2 2001—2015年各城市与全国其它城市间年平均市场分割程度

图2进一步以各城市与全国其他城市间市场分割为例，展示了2001—2015年间城市市场分割均值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在市场一体化进程方面存在明显差距。除数据所限而无法计算出市场分割指数的地区以外，平均而言，西部地区的地级市平均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中南部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相对较高。

（二）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测算结果

图3展示了全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整体变动趋势。整体来看，各行业资本市场均趋于整合。从各行业资本市场分割程度变化的时间节点来看，我国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资本市场分割程度在此后1至2年呈现加剧态势，其余行业资本市场分割程度没有较为明显变化。自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各行业资本市场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整合趋势，大部分行业市场分割程度下降超过0.2个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加入WTO有助于开放型经济的形成，相对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全国范围内资本市场的整合。这一结论与Li和Zhang（2003）认为加入WTO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贸易保护基本一致。2008年在我国出口需求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大对国内本地市场的保护，第三阶段（2009—2013年）各行业市场一体化进程进入平台期，市场分割指数未呈现明显下降。

图3 1998—2013年全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

图4展示了省份内城市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表示各地级市与省份内其他城市间的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该项指标表示以城市为单位测算的省份内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对省份内城市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整体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各行业的省份内城市间资本要素市场整体呈现整合趋势。与1998年相比，2013年各行业资本市场分割程度降幅处于43%~56%之间，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下降幅度较为明显。

图4 1998—2013年与省份内其他城市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

为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的区域分布特征，绘制各省（区、市）不同行业的省份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的平均值以及1998—2013年的下降值，如表1所示。整体来看，对行业I（工业）至行业VII（装备制造业），省份间市场分割程度的平均值分别处于0.28至0.58间、0.23至0.59间、0.28至0.61间、0.14至0.88间、0.22至0.74间、0.17至0.58间、0.24至0.63间。结合区域特征来看，市场分割程度较小的省（区、市）中，上海、江苏、浙江均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反观市场分割程度较大的地区，多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另外，根据下降值部分列示的数据可知，2013年大多数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相较于1998年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另外，从行业资本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趋势来看，除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外，其余行业省份间资本要素市场基本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表1 省份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

四、结论

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对发展地区生产力和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对市场分割问题的研究仅在省层面度量各省与其它省份的市场分割程度，但省域幅员辽阔，使用省级数据无法反映省内部不同地区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有必要以地级市为分析单元度量市场分割程度，反映城市间的市场分割程度以及省内市场分割程度。本文采用价格法从地级市层面系统测算了2001—2015年间各城市与全国其它城市、与相邻城市、与省内其它城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及省层面省内市场分割程度；使用1998—201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以省份、地级市为单位测算了工业、重工业、轻工业、高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全国资本要素市场及省份内资本要素市场的分割程度。

本文通过测算与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整体而言，除2008—2009年市场分割短暂加剧以外，2001—2015年间各层面的商品市场分割程度和1998—2013年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市场分割程度各期均值的横向比较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在市场一体化进程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平均而言，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东南部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相对较高。全国层面的市场分割程度大于局部地区层面的市场分割程度。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空间广阔的大国，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整合状况对经济增长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近二十年来市场分割程度大幅度下降，它昭示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也暗示着市场化资源配置、各地区在分工基础上规模化生产成为推动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如此，我国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整合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要围绕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一方面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政府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由培育市场向完善公共治理方向转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加强保护私有产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以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针对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的措施主要有：继续推动全局性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要素流动成本；推动金融领域改革，使之有效发挥价格发现和资本配置的功能；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减少行业间和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制度阻滞；建设现代财税体制，使之既鼓励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又能规范其财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