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治理体系，不是西方财政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对中国历史理财智慧的时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调适、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创造性转化了中国历史上“邦国大本”“养民为先”“礼义秩序”等传统理财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人的立场”“生产再循环”与“真正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创新性发展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理论，从而在实践上生成了独特的财政治理体系。基于古今中外财政智慧的创造性转化视角解构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创新现象，或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索建立一个既能融合中国话语和体现中国特色，又能涵盖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财政治理理论和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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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何谓“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既有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特征，又兼具中国底色。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基于自身国情与文化，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再进行创造性转化而生成的结果。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也发挥着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既往学者围绕财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展开了大量探讨，形成了公共风险论（刘尚希，2003；陈龙，2020）、国家治理论（高培勇，2014；刘晓路和郭庆旺，2017；吕冰洋，2018；吕炜和靳继东，2021；杨志勇和樊慧霞，2016）、新市场财政学（李俊生，2017；马海涛和陈珊珊，2017）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成果。这些成果部分发端于新时代之前，部分萌芽于新时代之后，但皆历久弥新。他们都是基于中国自身国情，从不同角度解构了中国财政治理创新的学理逻辑，具有较强理论穿透力和实践解释力。

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治理何以生成？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从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治理形成而言，既有中国历史上理财经验与智慧的现代性转化，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调适，也有西方财政理论的本土化融合，从而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但现有的研究缺乏对中国历史理财智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财政理论等不同要素的整合研究，这或不能全面理解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问题。

本文另辟视角，以从古至今的历史溯源，由中及外的理论挖掘，从历史理财智慧中找寻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文化源流，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西方财政理论的本土化融合角度，来解构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何以为新、何能为新以及未来何向为新的问题，以提炼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基本规律，并为下一步中国财政改革提供新的学术线索参考。

一、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相关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一）何以为治—中国财政治理的学理解释及其思辨

中国财政何以为治？学者们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形成了公共风险论、国家治理论、新市场财政学等多种观点和学说。

公共风险论的主要观点认为，自从人类社会形成，公共风险就结伴而来。风险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是不确定的，财政风险就是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时，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受到损害的一种可能性（刘尚希，2003）。中国财政风险具有明显的发散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刘尚希，2004）。中国财政风险的形成由“准财政”活动、或有负债、风险代际转移意识等因素造成，引发避险动机与能力低下的制度性风险（刘尚希，2004）。财政被赋予“基础”与“重要支柱”的定位后，财政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更为明显，突出表现在国家财权如何统一、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如何权衡、民生与发展如何处理、财政改革合力如何形成等方面（刘尚希，2015）。财政能力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体现就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财政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基本机制，并在其矛盾运动中得以发展（陈龙，2020）。由此可见，人类所处的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不确定性的网络化与风险的公共化。这启示要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来考虑财政政策转型方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的治理，是通过注入确定性化解国家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从风险角度去解释财政治理，为财政起源和本质问题以及财政改革的制度评价与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国家治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赋予财政“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从根本上摆正了财政与财税体制的位置（高培勇，2014）。刘晓路和郭庆旺（2017）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财政治理命名为“国家治理财政学”，提出财政治理的主体首先在于国家。吕冰洋（2018）进一步指出，国家治理视域下，以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来界定财政职能具有局限性，财政功能应该由公共物品提供转向公共秩序构建。杨志勇和樊慧霞（2016）认为，财政治理需厘清国家治理与市场治理的边界。还有其他学者对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以上观点的核心贡献，是从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视角出发，构建了相对适合中国国家治理实际的财政治理框架。

新市场财政学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条件，重构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李俊生（2017）吸纳了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的基本观点，重新辨析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财政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市场平台观、市场规则观、公共价值观、政府参与观的共同作用下，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马海涛和陈珊珊（2017）认为新市场财政学将主流财政学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对立观”转向“市场平台观”。新市场财政学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不同于西方以市场失灵为核心财政理论框架，为进一步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论是何种理论，都尝试提炼出我国财政改革和实践的基本规律和独特逻辑，以解释并指导我国下一步的财政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但也有值得继续思考探讨的空间。

第一，绝大多数理论主张脱离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尝试脱离西方“市场失灵”的分析范式，但其形成的新理论，还没有完全走出从西方理论中寻找中国财政治理的理论依据并指导实践的困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也是“市场经济”的，因此，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对于中国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意义重大。但是，我们不能将其视为“金科玉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从理论上而言，西方经济学体现着私人资本的三大意愿或利益诉求，分别是逐利、自由和私有，这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些不合（方福前，2020）。我们不能以西方理论为落脚点，从中寻找理论依据来解释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中国也有自己的文化和智慧。

第二，“中国元素”还有待继续深入挖掘。中国财政治理的元素应该包含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即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元素和西方财政理论元素（马海涛等，2023）。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而言，中国古代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与智慧，指导了中国数千年的财政治理实践，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元素而言，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战时财政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家分配论以及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元素。就西方财政理论元素而言，包含了公共财政论等相关元素。以上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是基础构成，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结晶，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特色财政理论的构建，必然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和中国思维方式对理论框架建设的影响（李俊生，2017）。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财政治理亦是如此，一味学习“外来”而忽视“本来”，都难以形成本土特色。从“不忘本来-古为今用”的视角而言，中国历史上的理财思想是我国财政治理的“本来”，不能忽略了这个“根本”。从“吸收外来-洋为中用”的视角而言，中国财政治理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并吸收西方财政相关理论的有益成分。因此，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理论的创新，应当是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成分下的创新。

（二）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探索：一个新视角的解释

新时代中国的财政治理，特色鲜明。其主要创新之处，大体上有六端，即新定位、新目标、新管理、新动力、新关系、新愿景，这六个方面体现了独一无二的财政治理智慧，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

从新定位而言，中国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这继承了并超越了中国历史上“财赋为邦国大本”的理财观念，也有别于西方国家仅将财政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工具的理念，是超越历史、超越西方形成的新智慧。财政不再是资源配置等单向维度的工具，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

从新目标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一穷二白，财政优先支持发展重工业，着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财政的经济调控属性被逐步充分发挥，财政功能主要向市场经济调控方面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即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核心是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继承并发展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赓续并超越了中国古代“理财养民为先”的民生理念，借鉴并创新了西方福利经济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人的立场”学说，坚守了全球独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价值取向。

从新管理而言，新时代中国财政继承并发展了古今中外财政管理智慧，形成了一套涵盖财政预算、财政监督、征管体制的财政管理体制。如在预算管理上，2014年和2018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强调预算透明、预算绩效入法。如在绩效管理上，2018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加快推进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如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上，持续推进税收立法，截至2022年，18个税种中已有12个实现立法，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完成国地税机构合并，推进征管体制现代化改革。

从新动力而言，创造性转化马克思生产再循环理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着力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型、科技型等新兴产业，使经济拥有澎湃的内生动力同时，也拓宽了税源，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和稳定性，使财政收入内生动力增长强劲。

就新关系而言，主要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借鉴并发展了历史上“义利”理念与西方财政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学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兼顾逆周期调控和跨周期调控”，以解决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问题，形成了稳定的市场秩序。同时，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科学处理“统”与“分”、“放”与“管”、“条”与“块”、“块”与“块”、“事”与“财”、“权”与“责”的关系，推进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关系构建。

就新愿景而言，主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继承并发展了古代“协和万邦”的历史理念，也创新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学说。新时代中国担当大国使命，援助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疫疾治理、和平治理，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行动美好愿景和崇高使命，贡献了人类和合共生的新智慧。

由此观之，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创新，既有中国本土历史文化，如财政为“邦国大本”、理财以“养民为先”和“义利秩序”的赓续传承与应时转化，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人的立场、生产再循环、真正共同体的中国化调适，还有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论、福利经济学论、发展经济学论的本土化融合，从而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治理理论与实践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财政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分析框架

二、中国古代理财智慧的时代化

（一）“邦国大本”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基础”与“重要支柱”说

《通鉴纪事本末》说，“财赋者，邦国大本”。历朝历代无不将财政视为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西周推行井田之制，春秋鲁国施行初税亩，秦国的统一货币度量衡，汉代的均输平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均田之制、户调之法，隋唐的租庸调制，清代的更名田；等等，可见古代十分重视理财，根据王朝发展，调整度支政策。

如何在王朝治理中，发挥财政“邦国大本”的功用，大体有三方面，分别是节用、生财、均税。就节用而言，《论语•八佾》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提倡节俭。《墨子•节用》则以“非乐非攻”节以均用。就生财而言，《礼记•大学》提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并提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主张“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提出要“生财有道”，达到国无游民、朝无幸位、不夺农时、量入的目标。就均税而言，儒家注重农业以土地征税求均，法家注重工商以货物征税为平，“此种简单之税制，各有特长，各有系统，要皆使民得其平为归”。尽管中国古代先贤提出了诸多理财智慧，但是受限于生产发展与阶级结构，很多理财思想并没有付诸实践。部分朝代君主甚至将财政用于私人挥霍，公共需求、公共利益让渡于君主之利。由此观之，古代社会“邦国大本”的财政，似乎只是在“家国管理”中发挥功用，而没有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马金华等，2021）。

治理之要，首在实现公共利益。治理是多元化的主体以多渠道的利益表达，实现多维度的利益过程。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它不仅强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还要求公共秩序的构建，以更广泛地满足公共利益（吕冰洋，2021）。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以实现人民利益与民族复兴作为目标，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为推入点，以司法、行政、市场等多种手段，回应社会需求，关切公众需要的过程（吕炜和靳继东，2021）。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将财政置于国家治理的重要地位，分别为重工业建设、经济调控贡献力量，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提出，则将财政引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人的现代化领域而发挥功用。这既继承了古代先贤财政为“邦国大本”的智慧，也将古代的财政由“家国管理”转向“国家治理”。

因此，“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既有“邦国大本”的历史传承，也有“现代治理”的应时创新。延续并转化历史上“财赋者，邦国大本”的经验，赋予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新定位，以“通古今之变”，是对中国古代理财智慧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的体现。

（二）“养民为先”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财政满足人民生活美好需要

《皇朝经世文统编•理财部•富国》指出，“养民之道，莫要于理财”。通过理财养民，达到《礼记•礼运》中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理想生活状态。其实现途径包括轻赋、恤穷、宽疾等。就轻赋而言，古代先贤提出轻徭薄赋思想，如《孟子•尽心章句上》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这种“敛从其薄”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古代王朝的理财决策。就恤穷而言，中国古代即有朴素的社会保障思想，如《孟子•梁惠王下》提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表明社会弱势群体应是理财首要关注对象。不仅如此，儒家还提出了赈穷、恤贫等多种保障途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这是大同社会的主要构成特征之一。就宽疾而言，古代疾者众多，古代先贤重视失去劳动能力者的福利保障。《管子•入国》提出，“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荀子进一步提出，对于聋盲喑哑者，应“材而事之”，如以失明者充任乐师，体现了先圣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新时代，财政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对古代先贤“宽以爱民”的一脉传承，也是应对社会新矛盾的现代创新，还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实现，体现了中国古代“治民”到现代“为民”的逻辑转变。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国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古代先贤的“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使财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古代社会“舟”与“水”的与民关系，转换为“鱼”与“水”、“血”与“肉”的为民关系。坚持并发展“为人民谋幸福”，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促进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刘尚希，2022）。新时代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温饱起来、富裕起来的伟大夙愿，人民生活已不再局限于“盼有菽粟”，而是有更高质的生活追求，这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社会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理想追求。

（三）“义利秩序”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维护公共秩序

现代财政，体现了从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的构建过程（吕冰洋，2021）。公共秩序不仅满足人的公共需要，同时也满足有效的市场治理、有序的社会治理和包容的政治治理过程。因此现代财政强调了在市场调控基础上的国家能力再构建。

我国古代先贤早已注意秩序重要性。《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言，“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体现了古代先贤通过政府干预措施维持秩序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形成了平籴、平粜、常平仓措施，以调节粮价。古人还认识到以货币政策调节市场，如《汉书•食货志》载，“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建议政府调节货币流通平衡物价，颇合现代货币政策理论。除此之外，古代先贤还尝试构建一种人人遵守的义利秩序，希望以“礼义”之道，构建一种公共秩序，以奉顺天德，达到国家“均、和、安”的效果。但是，古代秩序的构建，是建立在士农工商群体固化的基础之上，这局限了交易的范围，也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另外，古代不少王朝都通过政府调节市场交易，但是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价格的调控，很少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上来。

新时代中国的财政治理，继承了古代社会“齐物平价”的朴素市场管理思想与“义利”秩序逻辑，并完成从古代朴素的市场秩序构建到现代公共秩序构建的应时转化。

公共秩序是一种社会公共需要，以及满足公共需要过程中的制度安排。新时代，中国一方面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鼓励产权激励以及要素自由流通，以激发经济活力。同时对古代市场管理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利用市场规律，适时进行财税调控，使“善者因之，不善者利导之”，着力解决市场脱嵌问题。主要措施包括两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让财政更契合现代型的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同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用财税工具引导个体经济行为，避免其破坏公众生态利益。利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处罚、财政奖补等措施，以避免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物有所并”“谷有所藏”等经济行为。另一方面将古代社会秩序的思想运用到新时代市场经济中来，构建公共秩序。具体包括优化公众参与政府和财政决策程序，满足公众利益，使“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成为可能。同时发扬传统社会“礼义观”，构建诚信社会、守信市场。以公众群体作为评判主体，以扬善抑恶作为力量向度，借助社会舆论，构建他律控制层。以公民人格切入，模塑诚信人格，构建自律屏障层。以法律、他律、自律三个层次，将市场利己行为纳入“礼义”秩序下，塑造共同价值观，构建财政公共道德（王庆，2015）。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构建了中国语境的“礼义”秩序，从而建成了经济有效、社会有序、政治包容的良好秩序。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一）马克思“人的立场”在新时代财政实践中的转化与体现

马克思提出，实践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是“现实的人”三重形态，并提出人类社会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人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社会的发展是人的立场与人的发展逻辑。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能全面实现人的价值阶段。进入新时代，马克思关于“人的立场”论，在中国有了实现的土壤。新时代中国的生产力有了更加明显的提升，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在物质生产条件持续改善下，中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的立场”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人在经济活动和财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出发点构建财政学人本范式（刘晔，2018）。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阐述了三个维度，分别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高度解释了中国发展是“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的立场”。

就来自人民而言，从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即扎根人民。这种“从人民中来”的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到哪里去”的路向，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价值定位。同时，中国深刻认识到，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国财政充分体现的公共属性，避免了公共资源的私人侵蚀以及由此引起的公共失序。同时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将财政用于国家所要，民生所需。就植根人民而言，中国财政的分配过程，由人民决定，在财政决策、监督以及审计等过程，人民参与其中，并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财政决策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人民主体性的发展指向。就服务人民而言，新时代，中国政府不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不仅强调马克思的“人的立场”，更强调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人全面发展和人的价值全面实现。

“人的立场”是马克思“人论”的重要内涵，也体现了马克思及其经典作家对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不懈探索。中国财政决策、功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继承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人的立场”理论，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保障每个公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享有公平正义（王艺明，2018），并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这些创新丰富了马克思的“人的立场”学说，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价值内涵。

（二）马克思“生产再循环”在新时代财政内生动力的构建中的转化与体现

马克思对资本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两大部类理论，并依此提出资本循坏理论、资本周转理论以及资本再循环理论，揭示了资本的运行规律。“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两大理想状态是促进供需平衡的关键。新时代，中国立足这一基本规律，结合国情，对马克思及其经典作家未曾涉及的领域进行了大胆创新，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使财政在经济新常态下，拥有澎湃的内生动力（马海涛等，2023）。

财政内生动力何以构建？马海涛等（2023）指出，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链条的有序运转，是财政内生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新时代实现以上要素的运转，主要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要素流动得以畅通，从而打通了流通堵点，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培育了新的经济业态，使财政内生动力澎湃。

第一，“市场资源配置决定论”的提出，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马克思设想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生活状态，设想商品交换将会消失，社会将有计划调节和发展生产。中国对马克思提出的政府计划与市场配置进行了多轮探索，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论断，这既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同时回答了马克思未曾涉及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发展了马克思的供需平衡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需要保持生产资料（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第二部类）的供需平衡，否则就会出现生产部类与消费部类的错配现象，造成供需失衡。面对产能过剩、要素流动不畅、有效供给质量不高、资源配置效率不优等诸多现实问题，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供给端与需求端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畅通要素流通。具体措施包括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推动国内产业链提质、供应链升级、上下游协同发展，并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提升有效需求，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堵点。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这是马克思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理论的中国语境实践，是对马克思供需总量平衡与经济结构平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赋予了马克思商品经济与生产循环理论新的时代意蕴。

（三）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在新时代财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转化与体现

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会经历原始社会的“自然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共同体”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共同体”等阶段。“自然共同体”是原始社会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聚居的生产与生活形式。“虚幻共同体”是资本主义全球渗入后，血缘和地缘关系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全部，取而代之的是交互的利益，由此形成了新的一种暴力、非正义、不平等的“虚幻”人类交互形式。“真正共同体”是人类平等、自由、共同发展的一种人类交互形态。

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理论，强调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世界普遍交往之于人类真正共同体建构的前提性作用。马克思提出的“真正共同体”理论，虽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但是只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与社会形态发展的推断，没有条件付诸实践。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理论内涵，还赋予了其新的灵魂与生命。新时代，中国大国财政参与国际治理，即是人本范式下共同体理论的扩展，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性升华（刘晔，2018）。

第一，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发展了马克思“人”“物”依赖论。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的物质资料。从马克思的“自然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都离不开人对自然物质的依赖，而人的物质取之于自然。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护全球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共生互存。为此，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节能减排，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大气污染治理募集资金。同时参与并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当前，中国通过多渠道的资金筹募与大规模的财政投入，为全球生态环境贡献财政力量。如，2015年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恶劣气候问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项目，帮助非洲地区推进荒漠化防治、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国已成为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者、公共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多边环境关系的维护者、国家自主贡献的示范者（刘海涛和徐艳玲，2021）。

第二，守望相助的国际财政实践构建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分工合作的内涵。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深化社会分工，形成世界市场。资本的私有属性与无序扩张，使马克思不能实现也不能看到全球化的求同存异与合作共赢。中国在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分工合作的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方面加大对外援助，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援助，如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表示要以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方式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另一方面实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如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中国守望相助的国际财政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分工合作观念的时代升华。

第三，人类价值的全面实现，贡献了人类和合共生的新智慧。中国为人类的和合共生所做的贡献，包括全球维和、流行疾病治理、跨国犯罪打击、文化传播、全球发展等。如缴纳维和资金，并配合联合国派遣专员执行维和任务；派遣医疗队进驻非洲等地，开展疾病诊疗。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供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另为全世界捐赠医疗物资、疫苗不计其数。全球范围内开设孔子学院，以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全球。推进全球发展，中国不仅成为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也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西方财政相关理论的本土化

（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思想的批判与借鉴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源配置的方式都离不开市场，中国也是市场经济学（方福前，2020）。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中国的实践不是完全借鉴于西方，而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融合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持不乐观态度，社会主义制度下，缺乏信息和激励，不会获取足够的资讯以正确的分配资源（哈耶克，1987）。西方不少学者还提出，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是对立的关系，呈现出“市场失效论”与政府市场二元对立观，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甚至出现“市场失效论”和“公共产品不成立论”（张馨，2021）。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西方学者并没有探索出有效的路径来。

中国通过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的配合，打破了西方“市场就是资本主义”、“计划就是社会主义”的教条。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渐进式的财政改革，赋予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打造“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与“兼顾逆周期调控和跨周期调控”方式，使财政调控与市场调节更为相得益彰。这不仅验证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拥有有效市场，且进一步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职能发挥，实现信息充分、市场激励，又可以通过制度约束，避免财政职能错位、越位、缺位，构建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互惠共生的新模式。

（二）对福利经济学、新资本论思想的批判与借鉴

西方学者关心社会福利，提出收入再分配、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等多种主张。托马斯•皮凯蒂（2014）著成《21世纪资本论》，提出西方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建议政府通过民主制、征收财富税等手段保证贫困人群的福利最大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评价《21世纪资本论》时说：“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思。”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其本质还是以需求拉动应对过剩危机，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甚至在“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渲染下，陷入民主福利陷阱，阶级冲突螺旋上升（冉昊，2020）。究其原因，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及其政策，一方面没有涉及到所有制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是在“物本范式”下进行，而忽视人本建设。

在借鉴西方福利经济学基础上，中国在实践上对西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创新和超越。一方面，中国坚持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重视了西方福利经济学所忽略的所有制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秉承“人本”观念，摒弃西方过度强调配置效率观点，避免资本逐利等问题，中国财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刘晔，2018）。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从所有制、分配方式与市场经济三个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构成，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概括。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总框架下，中国推进福利改革，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活力，做大“蛋糕”。持续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党的十九大强调“促进收入更合理、更有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党的二十大指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强化税收“削峰填谷”贫富差距调节效果。2018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个税费用扣除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并平衡个体差异，使专项扣除让税负更公平。提高财政支出精准性，着力解决人所共需的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等各方面问题，如，2012—202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累计支出33.5万亿元，年均增长9.4%。2012—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6896亿元，2021年安排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61亿元。教育支出从2.12万亿元增长到3.82万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1.26万亿元增长到3.44万亿元，卫生健康支出从8058亿元增长到18659亿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

（三）对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批判与借鉴

二十世纪中叶，刘易斯、罗斯托、哈罗德、熊彼特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但总概而言，这些理论多见其“物”而不见其“人”。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辩证认识，提出中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习近平，2001）。但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中国有自身的文化价值，有自身的发展目标，我们切不可“饥不择食”，“邯郸学步”（习近平，20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全面超越。而五大发展理念，是系统的人本观念，这超越了西方发展“见物难见人”的困境。财政贯穿五大发展理念，最终达到发展成果共享的格局。新发展理念既有熊彼特创新理论等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合理成分，也有中国“天人合一”“治天下必先公”的文化基因。有趣的是，奉行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西方国家近年来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甚至遭遇经济发展的衰落。2022年，受到新冠疫情、粮食和能源危机、通胀加剧、债务紧缩等因素的交织影响，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遭受重创。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增速分别仅有为0.4%和0.2%。美国等国家或将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等发展危机。而中国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新冠疫情下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是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仅如此，关乎人类共同福祉的载人航天等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气候、生物多样化保护做出重要贡献。呼吁开发性发展，促进全球包容共助。秉承共享发展，使占世界人口20%的人口摆脱贫困并走向富裕，从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之路。

五、结语

中国的财政治理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道路。既往的市场失灵等学说，或解释不了新时代中国财政何以为新的问题。新近融合西方的经济学等一些学说而新形成的一些财政理论，或也难以全面回答新时代中国财政何以为治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的财政治理，是扎根于中国大地而形成的独特治理体系（马海涛等，2022）。与既往研究多从西方理论中去寻找理论依据不同的是，本文从“创造性转化”新视角切入解释了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尝试，提出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调适和西方财政相关理论的本土化融合，从而形成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未来一方面要“不忘本来”，继续从中国本土理财经验中挖掘智慧，并创造性转化，给新时代中国语境下的特色财政治理体系，赋予“中国地气”。另一方面，继续“吸收外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与中国实际结合，解决财政治理的现实问题。同时，继续吸收西方财政相关理论的合理成分，为新时代中国施行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学理指导。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并结合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形成的财政治理体系，或可为未来中国财政改革提供新的学理支持与解释，并形成一个既能融合中国话语体现中国特色，又能涵盖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财政治理理论和实践体系。

当然，本文没有尝试去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只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的制度性创新现象。至于如何融合中国历史理财智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财政理论，从而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与理论体系，仍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尽管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但是或可以给未来中国特色财政理论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即如何融合古今中外一切财政智慧，做到历史理财智慧与时代结合进行转化，外来财政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发展，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历史性更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使民族性更加符合世界性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理论话语和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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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财政研究》2023年第3期，作者：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毕学进，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