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旨在对冲经济下行。从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今年最直接的就是做到“六保”和“六稳”，“六保”和“六稳”中最重要的是就业，2020年经济政策应该以就业作为中心目标，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实现。

围绕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有效，我谈五点看法：

一、落实好已有的财政政策措施。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要落实好，要精细化，财政资金到位后要真正用出去。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有了资金，但资金没花出去的问题，这会导致政策效果可能比较有限。新增两万亿元的特殊转移支付，需要创新管理方式，需要真正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积极性，这非常重要，应主要通过信息公开透明的办法来加快落实。地方政府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比较少，公开透明更有条件。财政资金的直达，从财政国库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来看，技术不是问题，最主要的是要确认地方是不是确实需要资金。还有，省一级不要截留，这容易做到，但如果省一级本来要给市县的资金现在不给或少给呢？所以应强调实施创新管理的转移支付属于增量资金，其他的转移支付资金不能减。总之，政策措施要落实好，要精细化，应尽可能公开信息。

二、地方专项债的使用要注意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发行地方专项债，各地的积极性不太一样，有一些地方积极性不是很高，因为项目要有收益。现在地方的问题是，可能越是发达的地区积极性越高，因为有更多的项目，其他地方可能只能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但是收益不明显的项目如果以地方专项债来融资，未来可能有债务风险。专项债、一般债可能还需再协调，地方专项债的使用要强调债务风险的防范。哪些应该是一般债，哪些是专项债，要特别注意。总之，要平衡好专项债项目的收益和风险。

三、政策重点应放在激发市场活力上。经济政策本来都是短期的，但现在这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从2008年就开始了，那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十多年来，政策的重点和着力点已经发生变化，早期强调结构性减税，后来直接讲减税降费，而且是大规模减税降费，但无论如何，财政政策主要是救急的。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有为，还是要突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六保”“六稳”的首要问题是就业，最核心的问题是让市场主体可持续。短期内，比如说，保就业，对一些中小微企业，对它进行救助需要更多地强调企业提供就业岗位的多少，转移支付直达应更多考虑企业在就业上的贡献，因为这是关系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的钱花了，是不是让那些本来可以有机会做大的企业，在恢复中发展壮大？

激发市场活力，需要激发消费。现在有各种各样消费的需求，但是消费的实现还有障碍，受疫情影响，消费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收入——已经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消费需求仍然在那里。有一些潜在消费，特别是这些年来国人的海外消费，今年可能出不去了，怎么样让这些消费转化为国内消费呢？这里可以做更多事情。从税收角度来看，这里还有一定空间，特别是消费税在刺激消费上可以发挥作用。消费税税目如果调整，税率如果能适当下降，增值税再配合降一点，激发消费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现在强调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消费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只有消费，商品和服务的循环才能完成。这是从花钱的角度来看的。可能还要考虑怎样让市场主体进入正常的良性循环状态，这样比只观察财政花钱的效果更好。

四、关于财政政策力度的问题。对财政政策力度现在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现在力度已经足够，有的则认为，虽然现在已有11万亿元以上的力度，但是在特殊情况背景之下，疫情加上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背景，政策力度应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是不是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前提是已有的政策要落实好，资金要真正花出去。

五、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从宏观经济调控或者宏观经济管理来看，都是非常必要的。前一段有一些讨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问题引入误区。其中有一个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什么是货币化？货币化是好还是坏？这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另外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现在讨论的，包括整体思路，无非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以后，通过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消费怎么样、投资怎么样，好像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这些年来，短期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只是中期化了，而是长期化，这点需要好好分析。我们应深入探讨为什么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经济体量变大了。但是这中间，也有一些指标考核，比如民间资本或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或其他一些与经济活力相关的指标，恐怕要重新反思。主要围绕凯恩斯主义框架展开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不是还有效？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理论的更新，甚至包括整个宏观经济理论的更新，因为指导性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中，可能不只是简单的花钱或者减税的事情，而是更多考虑花钱减税，是不是适应了市场主体成长的需要？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更好，经济可能会更加稳定一些，行稳致远的目标可能就会更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