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8日上午，人大重阳思想沙龙第36期“中国减税之辩”在北京文化大厦顺利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和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组织10多位著名财税专家和业界精英进行圆桌讨论，深入分析政府减税原因，探索减税之道，审视减税效果。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郭庆旺参与了讨论并发表如下观点。

减税这个话题在社会上、政界和学术界争论得有一百多年了，只不过每个国家面临的各自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这个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落实减税政策本身，它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减税在中国有四大交织关系：一是减税和减负之间的交织关系； 二是减税政策与税制改革之间的交织关系； 三是企业纳税主体与家庭纳税主体的交织关系； 四是政府部门效应与民间部门效应之间的交织关系。

第一，减税与减负之间的交织关系。大家都在谈减税，也都在质疑，企业税收负担重不重，它的感觉是否真实。我们用分数来表示，分子就是企业单位或个人单位向政府交的钱；分母就是行为单位的经济实力。这是个相对感觉，现在大家感觉税负重，是因为分母有问题，经济实力不行了；还是真正的分子，政府强加给你的负担不行了？分子里，政府让你交的钱，强加的负担可不光有税，还有费、罚、各种捐助捐赠，到底这个分子里感觉到的税收负担重是真正的税收还是各种附加费。显然中国目前整个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半，大口径的财政收入，四本账，仅仅是一半。所以，不是税的问题。

第二，减税政策与税制改革之间的交织关系。其实减税是一种政策，是短期的。讲到税制改革，制度改革的变革可是长期的。之前的改革，我们总是把政策镶嵌在税制改革过程当中，也许是一种艺术，是好事儿，但很可能你短期临时的和长期的制度构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把两者混杂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比如污染费，现在改为污染税，他的负担一下上去了，过去环保部门征收污染费的时候，欠交了很多。依此类推，

第三，企业纳税主体与家庭纳税主体交织关系的问题。我们都说新一轮税制改革要开始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想把企业作为纳税主体，改成家庭纳税主体，还是维持现状。中国现在的税制大部分是企业纳税主体，谁负担、是否也转嫁，至少表面上是企业交的税。如今的税制改革想让家庭作为主要的纳税主体，这也符合了十八大、十九大当中要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提法。提高直接税比重无非就是让家庭个人多承担。问题是，我们到没到这个阶段？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

第四，政府部门效应与民间部门效应。我们税制改革要考虑对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政府的影响，不光是支出限制的问题，因为支出约束。企业的问题现在也在讨论，比如营改增，说我们2016年减了6400-8400亿。若按照8000亿增值税税负减轻计算，涉及到1600万家企业，也就一家企业平均4万多元。今年准备减负达到1万亿，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更不用说刚才专家说的精准问题。从总数来看，对政府的影响可是非常大。

美国是世界都不可模仿的国家，美国财政负担或宏观税负才33%-35%左右，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但美国可以向全世界发债，别的国家学不来。我们也学不了日本，日本也是最低的，但日本大量向国民发债，内债负担率有200%以上。第三类是欧洲国家，高福利国家，尤其北欧国家，整个宏观税负占GDP的50%，那也不可学。中国人如果那么高的福利，把14亿人都养懒了。

因此，上述三类国家，中国都不要学。中国在新时代根据自己的经验肯定要走自己的一条路。所以，中国政府的规模还不能影响太小。总之，中国这种行政体制和税收制度，叫“税政统一，税制统一”。中央政府一说减税，不光减中央政府的税，连地方政府的也一起减了。比如去年减了9000多亿营改增之后，要五五分成，等于给地方政府减4500多亿，地方政府本来日子就不好过，这一下地方政府日子就更难过了。而在中国，政策的落地和实施整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与主动作为，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因此，税制改革要处理好这四个交织的非常复杂的关系，要做好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