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及明确的增长目标，但是可以从其他目标中倒推出来。疫情下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特别关注两点：第一，明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需要解决减税减收和有为增支的矛盾；第二，找准积极财政政策的角度，理清“六稳”、“六保”中各目标的具体行动方案，需重点解决灾害性失业问题，各方面协调配合实现保企业、保就业、保劳动力收入的目标。在2020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举办的“财税圆桌论坛第4期——从政府预算报告看积极财政政策”线上研讨会上，郭庆旺教授以《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与角度》为主题做了总结发言。

大家都围绕着《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谈了自己的心得，我也深受启发，特别是许多专家也谈到一件事儿，就是《政府工作报告》这次没有提及增长目标。但是我考虑一下，其实从其他一些目标设定当中可以倒推出来，比如就我们财政的一个目标，赤字率计划在3.6%以上，分母肯定是GDP，大概就是104万亿左右。因此，可以推出名义增长率的高目标可能在5%左右，实际增长率大约在3%左右。

接下来，我想借此机会谈谈疫情下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特别关注的两个问题，这也是在各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之后得到的两个感想：一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二是积极财政政策的角度。

第一，力度问题。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这次是全球疫情危机，积极财政政策的规模、力度到底如何考量呢？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高度警觉，因为毕竟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发生了危机，波及到全世界，经济学界由此出现了一个新词“大衰退”。我国当时面对那样的不确定性，采取了力度比较大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在大家用简称“4万亿投资”来代表了。当时，我国很快扭转了不利局势，可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很短时间内就扭转乾坤的国家。可是，我国在形势特别大好之后，学界甚至各界立马回过头来说当时药下猛了。那么，这次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更大，这种情况下，如何考量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好在这次不同的是，在财政总投入当中，不光有增加支出，还有减税降费。不过，仍需要考虑力度问题，别等到我们把疫情很快应对过去（又是全世界最大亮点），结果可能下药猛了，又有人回来说这段时间下药过猛。这次疫情不确定性这么大，事先谁能知道呢？

第二，角度问题。大家都说“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但是请问这个“刀刃”在哪？到底哪些领域、哪些方面、哪些项目是刀刃？这可能和以往大不相同。过去百年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的经验，无非要么供给过剩，要么需求不足，但不管哪种情况都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各国丰富的经验，能比较容易地找到所谓的“刀刃”。

可是当下我们出现的情况是，供给下滑、需求受阻双重障碍。当然，党中央一再强调，刚才大家都提到的“六稳”、“六保”，应该说就是“刀刃”，这些大政方针非常明确。即便如此，操作起来可能需要深入琢磨，应该分解细化，比如每一稳、每一保该做什么。要保证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列出具体的若干精准措施。我这一段时间也琢磨，恐怕不光是实践问题，也有一些是新理论问题，比如“六保”、“六稳”排在第一位的都是就业，也就是说这是最重要的刀刃。

接下来问题来了，如何稳就业、保就业？当然，从理论上说，“就业”的反义词就是“失业”，失业又分为自愿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非自愿性失业是需要破解的。非自愿性失业又分为三类：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失业。这些失业的应对措施已经非常丰富了，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实践。但我们当下相当大部分的失业都不属于这三类，用过去老的理论指导、各国实践做法可能都不行，我就提个词叫“灾害性失业”，即由大灾害造成的失业，比如大规模的洪涝灾害、地震灾害，我们眼下属于“瘟疫灾害”。这种大灾害造成的失业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能工作、愿意工作，更重要的是也有工作，但就是工作不了，时间一长，很可能就会出现单位或企业黄了，或者单位、企业还在，但裁员了。

如何解决这类新型失业，那就是保企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劳动力收入。这种情况下，财政要花钱，怎么花？说得极端点，疫情期间的非自愿停工期的工资是不是由财政发？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既保了企业又保了劳动力收入呢？当然，在资金投入的同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方方面面智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