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经济，财政政策发力空间几何？
2022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明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5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要进一步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以保基本民生、稳增长、促消费。目前，我国正经历奥密克戎疫情，叠加减税降费政策，财政支出压力较大。特别国债相比一般国债发行时间更为灵活。通过增发新一轮特别国债来实现财政扩容的呼声再起。就目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空间还有多大，有什么可能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可以应用？朱青教授提出了如下观点。
我国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必要发力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的经济形势将面临“三重压力”。而最近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常会等多次会议上也都强调，受新一轮疫情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我国经济的新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因此，国家必须出台一些去年年底做计划时没有考虑到的财政货币政策，用以稳住经济大盘。而对于发力的着眼点，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未来的出口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居民收入水平受疫情的影响一直较低，消费也因此保持低迷；稳经济大盘的重任恐怕还要落在投资的身上。实际上，今年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也已经提出“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
投资面临的两大问题
一是，是否有足够多的基建项目供“有效投资”；二是，投资资金的来源。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可以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所以，第一个问题目前似乎已不是问题。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投资资金应该来源于财政还是银行。回顾历史，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万亿”计划主要由银行体系出资，但实践证明此举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例如，2009年M2的增速超过了28%，直接导致2010年和2011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3.3%和5.4%。以史为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果今年还要通过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由银行体系进行资金支持是否有重蹈覆辙的风险？对于通胀控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而明年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考虑，通货膨胀率上限也不可能定得过高，所以要搞基建恐怕必须财政拿钱。从财政的“四本预算”来看，一般预算主要是“吃饭财政”，资金量来看不足以支持基本建设投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盘子只有五千多亿元，根本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尽管有一些结余，但要专款专用；所以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即发行专项债为基本建设筹集资金。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计划发行3.65万亿的专项债，发行规模与去年持平，但考虑到去年有大约1.2万亿的专项债收入没有形成实物工作量，这两部分加到一起今年大约会有5万亿的专项债资金可用于基本建设，约占去年基建投资规模的35%。今年各方面不利因素“超预期”，所以如果要努力保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5.5%），在基建投资方面不下“重手”恐怕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在3.65万亿的基础上增发地方专项债，至于增发的规模还需要有关部门测算确定。
如何刺激消费
去年居民消费的增速已经降到了近期的最低点，而且还看不到大幅度回升的迹象，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收入水平存在制约。2014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总体下降，与此同时，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也从7.5%降为4%。从各国的经验看，要持续地拉动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不断增加应当是最主要的动力。但从2015年开始，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一反既往下降态势，出现了反弹走势，这对扩大居民消费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当前要解决消费的问题，恐怕还得从矫正收入分配入手，当务之急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水平。这就需要政府出手，通过财政支出向这部分人群转移收入。政府部门可以考虑通过发放“疫情纾困特别购物券”（有规定的有效期）的方式向城乡4100万低保人口转移一部分收入，这样既可以增加低收入者的购买力、扩大居民消费，又可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该政策作为疫情期间的纾困计划，可以暂定为一次性发放，以后可以根据疫情的发展再决定是否延续。这笔纾困资金需要政府财政支持，而从目前一般预算安排来看，各方面的资金都十分紧张，政府如果要向低保人口发放购物券就需要增加债务收入。但如果在一般预算增加债务规模，利息支出就会相应增加，而目前各级政府一般预算的利息支出负担已经比较重（今年中央预算利息支出已占到总支出的17%），所以可以考虑采用2020年的做法，即让政府性基金预算发行特别债券筹集资金。
来源：IMI货币银行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