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亦在不断探索总结经济规律，构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哪些经济学创新理论属于中国经济学的独创理论？挖掘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的学术认可度？就这些问题，本文谈些粗浅看法。

（一）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有待深入挖掘

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独创性理论的形成，必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及许多世界名著，并说到“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新中国进行了7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抑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都产生了相当丰硕的创新性理论。不过，“与70年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要逊色得多，与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极不匹配。中国经济学虽也取得重要的进步，但远不如中国经济转型那么成功，尤其是学理意义上的理论原创性不足”。尽管如此，“70年的发展经验是理论创新的金矿”，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学界针对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创新，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系统思考总结、提炼挖掘中国的独创理论。

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中国经济学者根据中国经济实践提炼出的经济理

论，如黄达教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财政学领域里的“国家分配论”；另一类是中国经济学者在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开创的新理论，如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钱颖一教授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尽管这些理论存在着意见分歧甚至争议很大，但“独创”并不代表“无争议”；正因为有争议，才能形成不同的经济思想流派。

提炼挖掘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根本前提。谁都无法否认，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无论是长达数十载的无危机高速增长，还是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脱贫，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制度安排、政策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提出一些理论观点。可是，对于这些理论创新，我们时常会看到以下三种情况：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对标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么对比“国际经验”。西方经济学理论已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假设前提、逻辑关系以及相应的结论；有些做法的“国际经验”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适应其自身的政企关系、制度安排、法律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理论、观点与之对不上，似乎就觉得不成立；如果我们做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做的或不这么做的，似乎就觉得我们做得不对或做得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现象其实都是我们缺乏自信的表现。

实际上，许多备受推崇的西方经济经济学理论也争议颇大，否则不会存在众多的经济学流派。

问题在于，大量貌似完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被我们许多人视为圭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独创的桎梏。其实，就是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相当多的“经典”理论，或因其假设前提过于严苛，或因其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力不从心，甚至南辕北辙，应当将其“忘却”，甚至“埋葬”。最近，Frey&Iselin（2017）主编的《应该忘却的经济思想》，就将我们耳熟能详的“科斯定理”“萨伊定律”“有效市场假说”“小政府即是好政府”等等列入其中。当然，我并不认为应当全盘否定这些经典理论。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理解其真谛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创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挖掘出更多的经济学独创理论，并且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学独创性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的挖掘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一是提炼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的确，在现代经济学中，许多经典理论都有其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的提炼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是取自先哲思想或经典文献，如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利维坦（Leviathan）；有的是刻画经济现象或经济活动的外在特征，如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s）、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有的是冠以最早提出者的姓氏，如奥肯定律（Okun’s  law）、卡尔多－凡登定律（Kaldor-Verdoorn law），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学术界对许多改革举措也提炼出类似的标识性概念，如“承包制”“双轨制”“分灶吃饭”“鞭打快牛”等等。只是我国经济学界目前在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上还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现有的标识性概念，大多刻画的是改革措施，有的是体制上的，有的是机制上的，但总的来说缺乏经济学原理性质的标识性概念。第二，许多成功的实践，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如在减贫问题上，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标识性概念，即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或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我国近年来的脱贫攻坚战，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到2020年底，所有贫困地区、所有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这些创造性实践给解决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思路，我们能否就此提炼出标识性概念？倘若以“精准扶贫”作为标示性概念，那么，其理论逻辑、作用机制、政策含义就需要系统性总结和提炼。

二是尊重知识产权。我国有很多学者都提出过很多好的想法、新的想法、管用的想法，但是由于过去知识产权意识比较淡漠，许多理论、观点缺乏归属。在国际经济学界，后人的研究必然要提到相关理论或观点的最初提出者，甚至经常看到以姓氏命名为某某理论、某某定理、某某假说，但在我国似乎还不习惯这样做。这样的话就很难说某个原创理论到底是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独创理论的提炼。

三是摒弃思维惯性。我们在讨论许多中国伟大的经济成就时，有一个惯性思维，即一切皆从改革开放角度出发。改革开放的体制释放无疑极大地推动了我国40余年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前苏东国家，也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些国家为什么都没有取得像我国这样的伟大成就？我们以同样走向经济转型或经济改革之路的前苏东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增长事实进行一个简单比较。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掀起了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运动，其经验被学术界总结为“华盛顿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前苏东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型方案。那么，与我国的渐进式转型相比，这些国家经济改革或经济转型的成效如何？就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而言，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9％）与拉美国家（2.4％）相近，但大大低于前苏东国家（5.4％）。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1978-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7.6％，而“华盛顿共识”改革取向的拉美国家年均增长率为-0.2％；90年代伊始采取“休克疗法”转型的前苏东国家年均增长率为-0.7％，而我国此期间（1991-2001年）年均增长率为9.3％。

2002-2018年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种差距格局未变：中国年均为8.6％，前苏东国家年均为4.3％，拉美国家年均为2.1％。国内外学者对这种结果的显著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形成了“转轨方式决定论”“初始条件决定论”等，但仍然以“改革”作为出发点。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的取得，改革开放可能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其必要条件需要进一步挖掘；也只有找到本质性的必要条件，才能提炼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发展）之谜”背后逻辑的独创理论。

（三）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的挖掘要注重提高学术认可度

一是要注重提高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的国际认可度。中国经济学的独创理论不仅是中国经济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是对一般经济现象、特定经济问题的具有学理性的、规律性的科学概括，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只有这样的独创理论才能得到我国学术界的认可。不过，中国经济学的独创理论要得到国际认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短期，我国独创理论要得到国际学术界，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界的认可，难度比较大。最大的一个障碍可能是文化与思维方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差异、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差异。在长期，我国独创理论得到国际认可，可能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的巩固与持续增强；二是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富有成效。但不管怎样，“我国现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有一个好的条件：既有鲜活的问题和强烈的理论需求，又有以往所不具备的理论的自觉和探索的自信。”

二是要注重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融入经济学教材。教材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经济学部分独创理论融入经济学教材体系，不仅是这些独创理论得到认可的体现，更是这些独创理论得以流传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好的教材”，除了要符合“好教材”的一般规范之外，还必须要讲好“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基本理论基础与逻辑，也就需要融合中国的经济学独创理论。从融合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的教材建设角度来看，目前需要权衡考量两个问题。第一，现行大多数教材的编写方式采取的是主编负责制的集体编写。这种教材编写方式盛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恢复不久，教材极其匮乏，再加之缺乏对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经济学理论的了解，故需要集中力量编写教材。这种编写方式的好处是集更多的专家学者，各取所长，集思广益，但也有可能因为作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有些合适的独创理论无法体现在教材中。第二，国际性人才培养可能需要使用一些外文原版教材。就经济学教材来说，“原版教材”几乎都是美英等国学者编写的英文教材。教师在选用英文原版教材授课时，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讲授原版教材的内容，另一种是用原版教材讲原理或基础理论，然后，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分析。因此，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授课的教师，可能不仅仅是用英文讲“中国故事”，还要注重融入中国经济学独创理论。至于哪些独创性理论可以进入中国经济学教材，除了要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之外，可能还需要视高等教育层次而定。在本科教育阶段，本科教材一般强调“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纳入经济学教材的中国独创理论，应该是一些基础性的、原理性的理论。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可将一些重要的非原理性的独创理论纳入教材内容，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专题课程，可将具有较大影响但可能存在学术争议的独创理论作为研讨课的内容。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0年第7期。原文标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笔谈》。